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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这种焦灼的气味，更是随着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平白消逝而相对地增大着，于是潜藏于内的所谓雄心和对前途的乐观也就渐渐变成了一种空虚和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并且这种虚幻的感觉也是随着一天天的消磨，而逐次加深着。
因此我就不能不在焦急的冲击下，向上角等去追问何日首途赴沈阳的消息，但结果总是在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回答下，例如以“去是一定去，不过一时还不能，因为……”
之类的话来做搪塞。
当时我听到了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答对后，固然也曾感到了相当的焦躁和某种程度的空虚哀愁，但仍是在热衷和野心的支撑下，耐心地等而又等。
我就是在这种心痒难熬的情势中在那对翠阁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
有一天，上角和甘粕来对我说：现已接到板垣大佐的通知，叫我搬到旅顺去住。
为什么不叫我“长驱入沈阳”
而偏偏叫我到那不是政局中心的旅顺去住？当然，当听到这种无有商量余地而且无从了解理由的高压式传达后，我心中是感到有一种轻微的失望和本能上的狐疑。
不过是，问上角或是问甘粕全都是等于白费，我只能是像一头被蒙上双眼的磨驴一样，在主人的吆喝和驱使下，昏天黑地地围着磨盘瞎转而已。
全仗着那一点点自我安慰的盲目乐观力量吸引着我，虽然在蒙头转向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本着曙光在即的信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架弄之下，疑喜参半地坐上火车前往旅顺。
三、旅顺
当我从汤岗子到了旅顺之后，就被簇拥到市内某处的日本军某机关的一间冰冷的空房舍内，在那春寒料峭的时期，我进入屋内以后，也未能把穿在身上的西式斗篷脱下。
该单位的负责人只给我端来了一杯茶，便叫我在那里等候了很长的时间。
我这时的心情好像是和当时的寒度有关似的，觉得有些寒心的感觉。
好容易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和旅顺的大和旅馆接洽停当，于是我才搬到那里去尝“候缺皇帝”
的滋味。
当然，在这个大和旅馆内也是和对翠阁的情形一样，把整个楼上房间全部都给包占下来，划定为自我以次的这帮原班人马专门使用。
不过郑氏父子却不被限制在这一小圈子内，因为他们是另有妙用之处，所以他们独有随意往返于旅大之间的“自主权利”
。
至于我则完全成了被隔离的对象，除了有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招待”
下，到过“日俄战争”
当时的“二〇三高地”
（所谓的“尔灵山”
）、水师营等地，所谓“战迹之处”
去听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当年战况的自吹自擂夸大宣传，以及到其他地方，如参观旅顺博物馆和星之浦大和旅馆等处外，不但我一向没有随便出入大和旅馆一步的自由，就是和我的妻子以及两个妹妹并随我多年的胡嗣瑗和我堂兄溥伟随便见一面，谈谈话，也都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多方限制和刁难，当然在其中也是有着里里外外的很多复杂内情的。
现在先从我妻子的到东北来说起。
在当时曾以日本女间谍身份大出风头的金璧辉（即川岛芳子），又号东珍的这个民族叛徒，她本是前清“肃忠亲王”
善耆的第十四女，由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善耆相互勾搭利用的结果，这个金璧辉便当了川岛浪速的干女儿，从幼时便在日本受着毒化的教育，所以到了“九一八”
事变爆发以后，她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阀的豢养之下，在当时的间谍特务帮中渐渐露出了头角。
当我到了东北之后，因为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二妹韫和与三妹韫颖尚留在天津，她便把婉容也当作她的“奇货”
，于是就把我的妻子和我的二妹三妹，也借着日本侵略军方面的“包运力量”
给带到了东北。
到了大连之后，她就把她们安置在大连黄金台大和旅馆的分馆里，当然我的妻子就要求前来见我了。
可是在板垣征四郎的严令之下，竟不许可她们到旅顺来和我相见。
经过几次的要求和碰钉子之后，我的妻子便疑了心，认为我已被日寇给暗害，于是就大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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