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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半生中，共总只听过梅兰芳先生的两次戏。
头一次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端康太妃办五十岁整寿的那一天，我在清宫中看到的。
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我在天津的时候，到剧院去看的。
看一两次梅先生的戏，这在一般中国人说来，当然不是一桩什么有关思想立场的重大问题。
可是在我说来，则不那么简单了。
不但和我的思想立场大有关系，甚至和我前半生的罪恶根源，也是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不信请看下述的事实。
按照清宫的旧例，在宫中演剧时，除“升平署”
的太监担任一部分演剧外，尚须把当时在社会上的有名演员，以名角的资格都找进宫中，使之各演其拿手的好戏。
在当时，把这些被指名邀入宫中演剧的人，都叫作“内廷供奉”
。
像是曾在过去享有“戏剧大王”
盛名的谭鑫培，被人称作“老乡亲”
或“孙处”
的孙菊仙以及名青衣陈德霖、名武生杨小楼、名老旦龚云甫和王瑶卿、王凤卿、侯俊山、王长林、钱金福、朱素云等，都是过去在宫中演剧时，必不可少的主要角色。
至于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则是由于我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久仰了他们的盛名，所以在那次临时邀入清宫特别参加出演的。
于是演完了戏以后，我更在养心殿特别接见了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一次，并每人赠送了一只鼻烟壶作为纪念。
不料这件事传到在我身旁的那些位封建礼教思想极其浓厚的老学究耳中之后，他们便对此说了不少闲话。
例如说：“皇帝不应该亲自接见优伶。
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所认为是在身份上‘大有问题’的人，竟赐以那样破格的厚礼；尤其是那些鼻烟壶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等等。
所以我在平生第一次听完了梅先生的戏以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余韵绕梁之类的快乐回忆，而恰恰是留下了一种懊恼的情绪。
第二次我听梅先生的戏，则既不是身在清宫，又不是什么皇帝和供奉的关系，而只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资格，平平常常地和妻子在一起，抱着轻松欣快的心情到普通戏院去观赏的。
而后来所得的结果，却同样是使我没有得到什么赏心悦耳的回忆，仍然是和第一次一样，给我留下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难过心情。
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请看一下这次的事实经过吧。
我的妻子在和我结婚以前，就没短看过戏，所以她也是一个很喜爱京剧的“戏迷”
。
在和我结婚以后，在那和普通社会完全隔离的宫廷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随随便便看戏的自由，但她仍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通融办法中，时常利用留声机来过她的戏瘾。
及至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没有那四四方方小“皇城”
的从中隔阂——尽管“张园”
里的生活，还不免仍有“与常人殊”
的许多地方，但比起当日的宫中礼教束缚来，则确是会使人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
所以，就在她的煞费苦心的布置下，动员了她的姨夫等，使其招请我们二人到日本租界的某戏院内，去看了一次好不容易才得以一饱眼福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
不料偏巧冤家路窄，正当我们高高兴兴来欣赏梅先生的美妙艺术的时候，恰好在楼下池座里，那位道貌岸然的胡嗣瑗老先生，也正在自得其乐地听着戏呢。
当他偶然一回头，看见了我和我的妻子等都坐在楼上包厢中也在看戏的时候，他便忘了孔老二“推己及人”
“人亦乐其乐”
的“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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