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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我这方面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如意算盘。
因为，我在当时曾认为到外国去留学，不但可以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自动辞退那篇逐渐名存实亡的“优待条件”
纸面文章，还可以博得一个“开明”
的美名；并且到了外国，多多少少总能得到一些“新知识”
；还可以在将来学成回国之后，拿这种“留学外国”
的新政治资本，来做“伺机观变”
之用；同时，到了所谓必要之际，也可以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奥援”
，一方面再纠合那帮所谓遗老之类，来恢复过去自己的“祖业”
。
他们的内心实话既不能对我做公开的阐述；我的潜在私图当然也不便对他们做无保留的倾叙，所以，在我和他们之间，是有一段无形的墙壁在隔着，只能在同床异梦的心情下，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而各自做着自家的打算。
双方的意见既不能合拍，我那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的留学计划，当然就得搁浅。
但是我却没有甘心于这次的碰壁，于是就想起了一个“做好准备，徐为后图”
的办法来。
我的同母弟溥杰是非常赞成我出国留学的。
因为他自幼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具备了封建统治反动思想的野心家。
他不但无条件地赞同了我的那种如意算盘，并且还变本加厉地向我提出了“须要立即积极进行”
的具体建议，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负责这一窃运的实际罪恶行动，同时还表示了要和我一同出国留学的决心。
于是，盗窃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的罪行便开始了。
我们兄弟二人就狼狈为奸地首先求我叔父载涛，在天津旧英国租界戈登路，为我购买一幢楼房。
然后就由溥杰利用他每天在上午陪我读书的机会，每天一包袱、一包袱地把宫中由明、清两代不断从人民手中掠取来的我国民族艺术文化结晶，都择尤地陆续盗运出去，一直这样地干了半年之久。
在那次所窃运出去的宝贵人民遗产中，现在想起来最使我觉得痛心和不胜内疚的，都是些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唯一珍品。
现在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程度。
例如，在墨迹方面，有晋代王羲之的《曹娥碑》和《二谢帖》的手卷；有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钟繇的字；僧怀素的草书；唐欧阳询的墨迹；宋赵构（高宗）的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米芾和董其昌的字等。
至于元代赵孟的字，那就更多了。
在绘画方面，有唐王维的人物；阎立本的真迹；宋徽宗的画；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
手卷、册页和挂轴等共计起来，达千几百件之多。
在古版书籍方面，则是把“乾清宫”
西侧“昭仁殿”
内所藏的宋版、明版的珍贵书籍全部盗运出去。
至于书籍的名称，早已记不清楚。
现在抄录一下潘际坰先生所引用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一九三四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
——中的一段便可知其概略：
“这本只为少数人所留意的书，原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
‘弁言’的全文如下：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九日，点查毓庆宫至‘余字九六四号分号五十四’时，发现题名‘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一册，内有‘宣统庚申年三日记’等字样。
当时颇讶其可随意借取，继又于是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更发现‘赏溥杰单’一束，又‘收到单’一束。
二者大致符合。
内计宋、元、明版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
国宝散失，至堪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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