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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请问（她）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反过来说，如果在西化和泛西方化的大潮裹挟之下，没有对自家历史文化的自尊、自信，甚至连起码的同情的理解都没有，那么这种“新批判”
与“旧批判”
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四、同情的理解，理性的批导。
有人批判传统，却不肯细读传统的原典，不下功夫理解传统社会与文化种种面相的所以然。
有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
，可是连此名相的确定内涵也弄不清楚，将它混同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
有人批判现当代新儒家，可是连一本批判对象的原著也没有认真读过，而且也不顾“新儒家”
（指宋明理学）与“现当代新儒家”
的区别。
批判是必要的，但只能是：先读书，再批评。
四先生当然不在此列。
不过王君在大文中把批判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林毓生师兄弟（林又是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弟子）与钱穆、杜维明等都列为“守传统主义者”
，又把与当代新儒家颇有分歧的余英时、金耀基列于其中，且把他们的老师钱穆放在尾巴殿后，足见王君对他所列一大串域外学人的师友渊源、思想分野、变化及定位，都不甚了了，真是“给人一种‘有没有搞错哇’的感觉”
（借王氏语）。
我看谁也没有蠢到昌君所说的“自作多情”
，“回到老祖宗温馨的怀抱中去”
的地步。
因为借取传统资源是为了拓新。
《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四先生所说和鄙人的陋见都可以并存。
但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需要多种文化思想资源的陶养。
重新拥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多维的视域诠释和转化文化传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
的病症及现代人安身立命或终极托付的危机，是全球和我国未来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
如果一定要用古今、先后的名词，我看不妨让一些人做“释古助今”
“守先待后”
的工作。
“守”
也很重要，有所“守”
才能有所“为”
、有所“创”
，没有“守”
就没有“为”
、没有“创”
，没有根源性，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对“四先生”
的“新批判”
，鄙人斗胆来一点“新保守”
，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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