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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嗜好的茶,也不劳人代泡。
房间预备好一只痰盂,经常容纳他杯子里的茶滓。
他把茶滓倾倒在这里之后,就在书架罐子里取些茶叶,自己再到厨房去倒开水。
寂寞的家,孤独凄凉的他,未能禁制心头炽热的烈火,“革命的爱在大众”
,我看到先生全心力是寄托在大众身上了。
自奉的俭省,衣着食用的简朴,接待客人的坦直,都可看出先生人格的一面。
在北京时几乎整天有客人来拜访他。
人们总是为了接近他得些正确的指引而来的。
而每一个到过他寓所的青年总也觉得欣幸而满足。
一次得到指引以后总希望再有同样的幸运,再见一次这样的一位慈蔼博学的指引导师!
七、消极?
在我呢,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听他那看透一切黑暗面但以“希望”
来安慰后生的议论,总处处在诱发我关于他那同乡所说的悲观自杀的话,在某一天,我顽皮地搜索书架和床褥,果然发现两把刀。
或者正确地说:是两把匕首。
我实行“缴械”
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
他是不肯拿青年做敌人的。
在许久的另一机会里,他对我解释说:“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
我把他的同乡的话反问他,先生大笑起来,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八、积极!
不过事实的压迫(参看《华盖集》等),章士钊们的代表黑暗的反动势力,正人君子的卑劣诬陷,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
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
经医生诊看之后,也开不出好药方,要他先禁烟、禁酒。
但细察先生,似乎禁酒还可,禁烟则万万做不到。
那时有一位住在他家里的同乡,和我商量一同去劝他,用了整一夜反覆申辩的功夫,总算意思转过来了,答应照医生的话,好好地把病医好。
而且对朋友也的确有这表示: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给李秉中先生的信就这样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
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
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这就是先生那时真实的心境。
九、团体和自我
先生确是时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议论的。
他除了为《语丝》撰文之外,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源》杂志。
《语丝》是几位文学负有声名的先生们所创办的,先生在那里以泼剌的姿态,领导着一大批青年,走向与恶势力战斗的路上去,先生曾写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已说明了一个大概,这里无须细说。
《国民新报》是代表国民党方面一部分人的意见。
那时北方对于国民党是很压迫的。
先生认为应予合作,就和几位朋友一同负起编副刊的职务了。
那《莽原》杂志呢,本来是《莽原》周刊,为了几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的文章不能在副刊尽量发表,所以另外成立一个周刊,也附在《京报》上。
其后有几位青年愿意负责独立出版,先生就帮助他们,出点翻译和创作之类的书,名曰未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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