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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教篇》追问什么是“科学”
；《文化偏至论》追问什么是“文明”
——那么，《摩罗诗力说》追问什么是“文学”
。
“弃医从文”
的思路就在五篇文言论文的系列追问中展开。
鲁迅拿出与洋务派、维新派以及革命派不同的“立人”
方案，“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7]，“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8]，所立之“人”
，是作为精神主体的“己”
，因而力主“尊个性而张精神”
，将精神性的作为“个”
的主体，作为救亡与兴国的基础。
鲁迅的思路无疑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的启蒙思路的影响：一是将转型自下而上地诉诸构成群体的具体单元；二是致力于如何激发组成“群”
的具体单元的活力。
现代“国”
与“群”
的建立，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严复和赴日后的梁启超致力于现代国民的建设，严复在《原强》中首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国民的意义上系统论说了“新民”
的要素。
鲁迅则超越“国民”
层面，将转型诉诸更为基础的作为“个”
的精神主体。
在鲁迅的描述中，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危机，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普通民众挣扎于最基本的生存，难见“内曜”
；二是知识阶层沉溺于一己之私利，不见“心声”
。
那么，如何摆脱此种精神危机？与严复诉诸所谓“民德”
“民智”
“民力”
不同，鲁迅“请询其本”
，诉诸更为基本的“己”
，通过将“民”
还原到“己”
，寻找活力的本源。
严复、梁启超试图给“民”
提供活力，那么，如何激活更为基础的“己”
呢？“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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