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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是，承认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可弥合的差距，如果这种差距不存在，“模拟”
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但“模拟”
同时还有另一个前提，就是预期通过殖民者的教化，被殖民者可以逐渐改善自身，逐渐将自身提升到与殖民者相同的水平，而这两种前提恰好是矛盾的。
……前者肯定了差异，后者则拒斥这种差异。
[13]
芭芭认为，“模拟”
的要义，便是在二者之间造成一种“反讽似的妥协”
。
如果说跨国资本必须研究中国市场、文化、消费者生活方式去开拓市场，并且这个过程似乎不是被动或主动、消极或积极的心态所能简单框定的，那么同样，本土受众、消费者的文化杂交化与意义重塑也不是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等话语所能简单框定的。
如果非要按文化殖民的逻辑给出一个质性，那么，在相互“妥协”
的内里是一个由合理化悖论所构成的“场”
——阴谋（殖民者）与合谋（被殖民者）的力场。
“模拟人”
的出现固然是“妥协”
的结果，但也由此构成“第三种文化”
的诞生——不归于殖民主体任何一方的文化。
用英国殖民地官员麦考莱的话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模拟人”
构成一个“传译者阶层”
。
这个阶层有着本土的血统和肤色，同时在趣味、观念、道德和思想上又是杂交化的。
例如，在前卫艺术家徐冰《移情案例研究》（又名《文化动物》）这一作品中，处于**期的一公一母两头猪被圈在猪栏里，一些书籍散放在其中。
公猪身上印满了无法看懂的英文单词，母猪身上印着荒诞的方块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亲热，两头猪在展区众目睽睽之下**。
这一作品原名为《强奸还是通奸》，但后来还是放弃此题。
徐冰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即对后殖民语境下中国与西方关系本质的思考，以洞察各种“文化移情”
中涉及的暴力与同谋关系的模式。
在处理各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时，19世纪的基本模式是扩散论与进化论，这种模式把东西方文化的遭遇看做西方文化的扩张和东方文化的消亡，而在今天的文化批评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模式虽应强调各种文化的独立性与自治性，但更应该注重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融合的运动机制以及这种交流给“各自”
文化带来的改变。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迅猛的全球化进程，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巨大的刺激与推动，使文化杂交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
图2-5哈根达斯广告
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人剪掉小辫子是新文化的表征符号，那么，在20世纪末期，从少女革命、辣妹风潮到小资情调（当然离不开广告对欲望的开发），这中间是否也包含了由物质、身体而精神的“民主化”
过程？当小资们闲着没事儿泡在“星巴克”
，或者媚俗一点儿的女小资对男小资说“爱我就请我吃哈根达斯”
（“哈根达斯”
广告语）时（图2-5），这也可以理解为“作为消费者比作为公民幸福”
（“中兴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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