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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立的；而对于黑人，人们假定“文化”
与“自然”
是相对应的。
白人发展“文化”
以驯化和战胜“自然”
；而对于黑人，“文化”
和“自然”
是可以互换的。
霍尔认为，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组”
的构造的目的，在于把各种他者的文化还原为对本性的归类，使“差异”
自然化，同时也是永久化和固定化。
皮埃特斯在《白人眼中的黑人——西方大众文化中的黑人形象》中指出，黑人形象习惯性地被西方文化描述为仆人、演员和运动员，进而造成“定型化”
的效果。
例如，在广告中，非洲人或黑人经常会被描述为原始的、退化的，甚至令人厌恶的形象。
皮埃特斯认为，商品广告对黑人形象的定型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一个发展历程，随着政治学语境的变动，在编码策略上也会有所转变。
从总体上看，这种转变表现出黑人被白人逐渐“教化”
的历史，而在所谓“进化”
的历史中潜藏着的是优越的白人对低下的原始黑人的征服进程。
同时，这些广告中所注入的文化意蕴也与殖民者的营销策略相关并被使用为推销商品的符码。
安妮·麦克林托克认为，通过广告的种族化（商品种族主义），“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家里变成了展示帝国景观和重新认识种族的空间，与此同时，各殖民地——尤其是非洲——成了展示维多利亚时期对家庭生活的崇尚和对性别的重新认识的场所”
[2]。
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家庭生活空间被种族化，殖民地空间被家庭生活化。
这一双向交流在帝国扩张政策与国内公众的和私人的领域之间建立起各种联系。
麦克林托克写道：“殖民征服的各种形象被贴在肥皂盒……饼干桶、威士忌酒瓶、茶叶罐和巧克力块上……在此之前，还没有哪种先前存在的有组织的种族主义的形成，能够触及如此巨大和不同的一群民众。”
[3]
（二）肥皂与商品景观
肥皂象征了这一国内世界的“种族化”
和其殖民地世界的“国内化”
。
“就其清洁和纯化的能力而言，肥皂在帝国广告的幻想世界中获得了一种偶像物的性质。
它既能在国内洗净工业贫民窟及其居民（未洗净的穷人）身上的煤灰、尘垢和污泥，又显然拥有把黑皮肤洗白的力量，与此同时还能使帝国的肌体在帝国‘以外’受到种族污染的区域内保持清洁和纯粹。
但是，在此过程中，国内妇女的劳作通常被悄悄抹煞了。”
[4]
“减轻白人重负的第一步是传授清洁的美德。
在文明进步途中皮尔斯肥皂是使地球上黑暗角落焕发光彩的有效元素，而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它都占有最高的地位——它是理想的卫生香皂。”
1899年是南非爆发布尔战争那年，《麦克卢尔杂志》中的一则皮尔斯肥皂广告描绘了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海军上将正在船舱里洗手，而此时他的轮船正横跨大海驶向某个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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