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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则于事变后走日本。
新政一切废罢。
和新政有关连的人，一切罢斥，朝右的新党一空。
然政治虽云复旧，人心则不能复变。
于是康有为在海外立保皇党，图推翻那拉后，扶助德宗亲政。
一九〇〇年，其党唐才常谋在武汉举事，事泄被杀。
[6]有为等游说当时的大臣，亦没有敢听他的话，实行清君侧的。
然而舆论的势力，则日日增长。
梁启超走日本后，发行《清议报》，痛诋那拉后。
便国内诸报，如上海的《苏报》等，亦有明目张胆，反对旧党的。
其余各报，虽不敢如此显著，亦大都偏向维新。
那拉后要想禁绝他，以其地在租界，未能办到。
要想照会外国，拘捕康、梁，外人又认为国事犯，加以保护。
于是守旧之念，渐变而为仇外之念。
而帝后间的嫌隙，积而愈深。
那拉后想行废立，其党以意讽示各公使，各公使都表示反对。
乃先立端郡王载漪（yī）之子溥儁（jùn）为大阿哥，以觇舆情。
而海外的华侨，又时时电请圣安，以示拥戴德宗。
经元善在上海，亦合绅民等电争废立。
太后要拘捕他，又被逃到澳门。
于是后党仇外的观念愈甚，遂成为庚子拳乱的一因。
[1]譬如君主专制，是从前视为天经地义的，然而明末，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对于君臣之义，即已根本怀疑，便是其一例。
可参看第三编第四十六章。
[2]拳匪乱时，守旧大臣的意见，仍属此派，可参看下章。
[3]德宗的有志于变法，是很早的，当一八九四年，即中日开战的一年，即擢编修文廷式为侍读学士。
那拉后因廷式为德宗所宠珍、瑾二妃之师，杖二妃；妃兄志锐，亦谪乌里雅苏台，廷式托病去。
后亦革其职。
至一八九五，即和日本定和约的一年，德宗和翁同龢谋变法，那拉后知之，又撤去同龢的毓庆宫行走，戊戌政变后，又夺其前大学士之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4]有为此等见解，为其素定的宗旨，可参看其所著《官制议·宋官制最善》篇。
[5]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当时都为军机章京。
变法谕旨，大抵出此四人之手。
章奏亦都交此四人阅看，当时旧党侧目，谓之四贵。
[6]参看第四编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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