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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成为经典著作,正是这大场面为我们展开了光彩灼目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一开卷便先声夺人地写大场面,这又是极其相近的笔墨。
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就是一个全景的电影场面。
托尔斯泰开宗明义第一卷第一章就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
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
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必然现象。
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人们仍旧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
,多少写得暧昧。
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全盘托出。
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
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米哈伊罗夫娜对财产的染指之心。
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秦可卿之死和元妃省亲这两个大场面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与托尔斯泰写战争相匹敌的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
如果说托尔斯泰在大场面描写中,着重于气氛渲染,那么曹雪芹这位深谙中国园林精义的大师,“胸中大有丘壑”
,倒很有点电影蒙太奇手法,近推远拉,特写全景,巨细悉备,繁简适宜。
他借惜春学画中宝钗的口,已将他的表现大场面的艺术观说得再清楚没有了。
但大师们笔法多变,不拘一格。
假如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元妃省亲和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宴会,舞会。
曹雪芹从六宫都太监特来降旨到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龙颜大悦,在营造皇妃省亲这天大的盛事,其隆重、严肃、紧迫、惶恐、无不战战兢兢的气氛上,达到极致的程度。
反过来,托尔斯泰在命名日写到娜塔莎、包力斯、桑尼亚以及尼古拉在养花房的情景,多少也可算作红楼笔法的。
其实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例如安娜·米哈伊罗夫娜为她儿子包力斯调入近卫军低声下气去求伐西里王爵。
她借劳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马车,诉苦,以及需要五百卢布为儿子治装向伯爵夫人张嘴,很使人联想起《红楼梦》里“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
同样,在“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中那场斗殴,我们也不会忘掉在《战争与和平》中,那几个纨绔子弟怎样把警察和熊捆绑在一起,扔在茅伊加运河里的恶作剧。
自然,细心的读者还会找到许多可以进行类比的情节。
对于大师们这种惊人的心有灵犀的相通之处,只能套用一句俗话,那就是人们常常在口头上说到的“英雄所见略同”
,来结束这篇进行比较研究的文字。
从这两位大师,从这两部杰作,不正好说明果然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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