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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昨天离开的光彩夺目的瑞士阿尔卑斯山相比，英格兰显得阴沉而无情。
我喜欢反省自己。
作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应该起表率作用，到事故现场去，跟急救人员交谈，跟乘客们交谈，就像对待自己遭遇灾难的家人那样对待他们。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医院，但又害怕看到人们受伤严重。
他们使用了两家医院，这个事实预示着不祥之兆。
让两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挂号员震惊的是，当他们听说了这次事故及其发生环境时，当前去接运伤员的直升机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传回来时，他们立刻准备好面对超过100名死者；来自现场的第一批报告说伤亡者有七八十人；结果，其中只有25个来到医院。
等我们一大早赶到医院时，这里只剩下11个受伤严重但还没有威胁到生命的伤员，其中很多都是因火车掉下路基时的甩鞭效应而受伤。
火车司机伊恩·布莱克以前是格拉斯哥的警察，他受伤最严重，脖子断了。
虽然机车驾驶室本身完整无缺，但把他从里面转移出来就花了两个小时。
另外两名受重伤的乘客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孩子，而老太太自己在被送到医院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我记得我们去探望的第一家医院——兰开夏郡的皇家普雷斯顿医院——的挂号员说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跟我们处理火车车祸的经历相比，这里的现实简直就是奇迹。”
随着那天早上的时光逐渐流逝，“奇迹”
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语。
我们探望了重症监护室，但却无法跟司机说话，因为他昏迷不醒，正准备动手术。
不过我们见到了外科医生，他说他认为司机不会有事。
我们正准备离开那家医院，来自《世界新闻报》的一名记者上来搭话。
我跟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到皇家兰开夏医院探望。
我们发现，这里的大多数伤员已出院。
我再次帮了一点忙。
然后，我们就赶快前往事故现场。
现场周围的小路和田地都被洪水淹没了，坐汽车无法到达那里。
警察已经封锁了那里的通道，他们询问我的身份，表现出几分官僚主义。
我告诉他们我是谁，但他们仍然不许我进去，直到通过无线电跟前方联系，确信我去看看自己的火车也没什么关系后才放行。
在警察的护送下，我们朝着穿越田野的铁路线步行了大约一英里，我们能够看到那里正在冒烟，这让我立刻想到克拉彭灾难中可怕的爆燃。
当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等着自己——当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伤亡、自己的火车司机能否活下来或者你的员工是否已经采取措施——当你抵达现场，看到火车就像丁克玩具车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这时就会产生一种不现实的感觉。
太可怕了，不过，它们居然能如此出色地经受住了事故的考验，太棒了。
这难免让你猝不及防。
你想到了公关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想到人们可能已经写好什么样的声明，但看起来却如此克制。
但根据我的经历，你永远无法为我们就要看到的情况做好准备。
避免“决不道歉”
的行规，来到事故现场，向人们道歉，保证并明确表示我们将承担应负的责任、找出事故原因，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似乎才是处理这种局面的合理而人道的方式。
不过，律师和保险界人士当然会建议人们不要这么做。
我们非常了解铁路事故的历史，因为我们研究过它们。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拙劣的交流方式，它只会把事情搞砸，对家人和朋友来说尤其如此。
因此，在我们为潜在的事故制定处理方案时，我们试图创造的模式之一便是从一开始就进行迅速、有效而真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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