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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有点超现实主义是因为，在气球起飞的前一天，我写了份遗嘱，在里面提出要求说，如果气球坠毁并发现了我的尸体，那就把我葬在内克岛的这个角上。
我希望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参加葬礼，希望自己永远长眠于这个特别的地方。
因此，当我本人到达那里，举目四望，想到这本来会是一次截然不同的聚会时，那种感觉真是奇怪极了。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想道：好了，我已经拥有这么多难以置信的经历，上天一直对我十分仁慈，让我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这些大胆的探险帮维珍出了名，也帮我出了名，并给我留下一些奇异怪诞的回忆，让我有一天能讲给孙子、孙女们听。
不过，我已经凭借自己的好运尽量去冒险了。
现在，我明白过来，既然我能打电话给曼德拉总统、比尔·克林顿总统或托尼·布莱尔，并且能直接接通，那么，如果我能利用我为自己确立的这种地位，说不定就能做一些值得出力的事情。
在我15岁开始创办杂志时，我就在自己的第一篇社论里描绘了自己的梦想，希望努力改变这个世界。
现在，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试着实现当初的梦想了。
我一直努力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慈善事业。
戴安娜王妃去世时，我正搭乘飞机从美国返回英国，她的亡故也给我造成深深的影响，就跟其他所有人一样。
然而，作为王妃的好朋友，我觉得，从这次不幸中创造出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将十分重要。
因此，我决定制作一张纪念王妃的最好专辑，保证把从中赚到的所有利润投入一项戴安娜纪念基金。
埃里克·克拉普顿、斯汀、乔治·迈克尔、克里斯·德·伯格和保罗·麦卡特尼全都欣然决定献唱。
不过，我还想要一支动人的歌曲来反映戴安娜的一生，这首歌要能在她的葬礼上演唱，然后收入专辑。
我知道埃尔顿·约翰是戴安娜的朋友，于是我问他能否在葬礼上演唱《风中之烛》，并请伯尼·陶平为这首歌谱写更合适的曲子。
我还明确提出，希望这支歌能收入纪念专辑。
所有这些都不仅需要戴安娜家人和女王的授权，而且也需要教会的授权。
接下来是3天令人抓狂的谈判，但有人建议女王对这一行动不予批准，于是我打电话给托尼·布莱尔，问他能否干预一下。
幸运的是，布莱尔这么做了。
埃尔顿演唱的《风中之烛》抓住了整个世界的想象力，让这场令人悲痛欲绝的葬礼变得感人至深。
当时，埃尔顿·约翰的职业已经陷入停顿。
可几天之后，埃尔顿却收回了将这首单曲纳入慈善专辑的许可，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吃惊。
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我不愿公开的愤怒。
然而，某个不择手段的人在翻找埃尔顿家的垃圾桶时发现了它，从而使得它不可避免地登上了《太阳报》的头版，通常这些事总会如此。
幸好我们的纪念专辑仍然赚了几百万英镑，成为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纪念基金会最大的一笔捐款。
而《风中之烛》最终成为音乐史上销售量最大的单曲，卖了大约3300万张唱片。
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不单是一台赚钱机器，既然维珍富可敌国，财力与一个小国家不相上下，那我们就应该比过去更多地利用这笔财富解决社会问题。
各家公司确实有责任解决它们。
最近几年，比尔·盖茨一直在投入大量财力，试图研制出一些消灭致命疾病的疫苗。
尽管他曾经处境艰难，而且媒体对微软有很多负面报道，但他仍然极大地回报社会。
他是其他所有企业家学习的伟大榜样。
我上一次去南非时，参观过一些医院，尤其是索韦托的医院。
目睹那么多人被HIV即艾滋病病毒毁掉了生活——其中包括数百万艾滋孤儿，有的年仅9岁就承担起家庭重担——真是触目惊心。
在英国推出“伴侣”
安全套之后，维珍继续在全球支持各种组织对抗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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