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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菲尔·科林斯，法国歌手在当地为我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让我们大为光火的是，不管西蒙、肯或者我怎样频繁地解释这几点，金融城都继续过分简化维珍的运作过程。
分析家们仍然认为，维珍完全依靠我和“乔治男孩”
。
西蒙和肯开始把录音带拿到金融城去，给分析家们播放“UB40”
“人类联盟”
和“头脑简单”
等乐队的音乐，但他们仍然无动于衷。
维珍的股票价格很快从140便士跌至120便士。
那些排着长队认购维珍股票的民众，以及购买维珍股票的维珍艺人和员工，都给予我很大信任，我开始为此感到不堪重负。
1987年，随着时间的流逝，维珍的股票价格恢复到140便士左右，但再没有往上涨。
我们利用从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开始投资两项业务。
其一是在美国建立真正的维珍唱片分公司，其二是开始慢慢接近索恩-百代公司，希望投标兼并这家公司。
维珍唱片美国公司投资不菲，我们吸取以前的惨痛教训，这次投入很大。
1987年，我们设法发行了4支进入前20名的单曲和一张金唱片专辑。
尽管美国分公司在1987年有些亏损，但这毕竟是一次长期投资，我们确信，相较于向美国的唱片公司出售我们最好的艺人的版权，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唱片公司最终能赚到多得多的钱。
第二项挑战，即慢慢接近索恩-百代公司，需要小心完成。
我们感觉百代唱片公司的管理缺乏生气，他们那些精彩的旧唱片——包括披头士乐队的作品——本来能够赚到更多利润。
索恩-百代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价值7.5亿英镑左右，其规模是维珍的3倍。
最终，我认为最好能以友好的方式，去跟索恩-百代公司的总经理科林·索斯盖特爵士聊聊，问他是否愿意将百代公司出售给我们。
“我们要一起去吗？”
西蒙和肯问我。
“那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
我说，“我会悄悄溜进去，亲自向他探探口风，如果他非常急切，我们就一起去见他。”
我给科林爵士打电话，约好在他位于曼彻斯特广场的办公室见面。
我被带到办公楼顶层的一个房间。
我一进去，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
里面是至少20张面无笑容的脸，他们在桌子的一侧排成一行，身穿细条纹布西服，肩并肩地排列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科林爵士和我握手，朝我肩膀后望去，看是否还有别人和我一起来。
“就我一个人，”
我说，“我该坐在哪里？”
在那张长长的、油亮的桃花心木桌子的一侧，是一排空座位，桌上摆着10~15份记事簿和削好的铅笔。
我坐下来，望着对面的一张张面孔。
“好了，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科林爵士说。
他开始挨个说出那些金融家、律师、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的名字。
“我是理查德·布兰森，”
我紧张地微笑着自我介绍道，“我来这里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愿意……也许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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