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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阐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间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惟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右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太密不可分了。
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静静地思索了一下各种可能。
他已经好
久没顾上看看报纸了，可当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时，不由内心——阵隐痛：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骂得不可开交了！
太糟糕啦！
王淦昌从不对政治时势发表评语，然后，他内心明白：中国要与苏联彻底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将同时要与苏联老大哥们断绝交往了。
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多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
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
第二天，他把在留苏期间积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名义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
大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
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
助手们这才想起应该给王淦禺开个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
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
我有话对大家说。
汪容等年轻人只好折回，坐到原来的位置，静等一向严格要求的王淦昌训话。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
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
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
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
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就踏实了。
这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
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起来，真有意思！
弟子们一下也跟着乐了，像往常一样，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仗来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
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事。
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
这不，已经打好领带准备回国的王淦昌，还是以一副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发表高论。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干吗呢。
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
原来，聚精会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蹲坐在地毯上竟奄无察觉。
先生，您还是坐起来舒服些。
汪容将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没有感觉似地两眼直盯着黑板……
这一幕，几十年后汪容一直没有忘记过。
他说：王淦昌先生对科学的真诚与专注，教育了中国物理学界几代人，并且永远是后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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