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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封侯不易，那自然就有人出来质疑了。
卫尉王莽有个儿子叫王忽，也在晚年的刘彻身边做侍中，他就跳出来到处宣称：“先帝驾崩前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侍奉左右，从来没听说过皇帝有一封什么遗诏，这东西肯定是霍光他们自己鼓捣出来的。”
王忽其实并没有质疑霍光等人辅政的合法性，只是不满于霍光获得的封地和爵位，但这也不行，在霍光看来，王忽这个无名小卒是在挑衅他的权威。
可霍光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若亲自对王忽这个小小的侍中下手，就会显得有失身份。
霍光于是找来王忽的父亲卫尉王莽，一见面就严厉地斥责他教子无方，纵容王忽造谣生事。
王莽没有办法，回家后只好以一杯毒酒鸩杀了自己的儿子。
问题是，王忽说的是不是事实？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
不然，正常情况下，封侯的事情应该和受命辅政同时发生，而不应在刘彻死后半年才出现一封封侯遗诏。
当然，班固的说法是，因为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三人在摆平莽何罗谋反的事情中都出过大力，当时刘彻就要封他们为侯，但他们高风亮节，都没有答应，刘彻这才留下一封遗诏，叮嘱下人等自己死后再拿出来宣布。
然而，事情最后也没有按霍光的预想发展。
作为生擒莽何罗的第一功臣，金日磾首先站出来表示自己不愿受封，搞得剩下的两人也不好意思领侯爵的封地，只好将封侯的事情暂时作罢。
班固这人是个正统的官方史学家，他要为当朝的大人物文过饰非是很自然的事情，顺便也圆了当年刘邦“非功不侯”
之事。
可他忘了在其他人的传记里交代霍光和上官桀究竟在莽何罗的案子里立过什么功。
所以，要说霍光这个时候伪造一份遗诏给自己谋些好处也并非不可能，反正这时候他的地位已经无人能及，唯一在他头上的就是那个才七八岁大的孤儿（能有个屁用）。
在整件事情中，王忽虽然罪不至死，可他也有取死之道；霍光则一定程度上表露了他唯我独尊的内心；剩下唯一识大体的大概就是卫尉王莽，为了国家大局的稳定，他宁可牺牲掉自己的儿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长乐宫里传出一件怪事，据说一到晚上，殿里就莫名其妙地传出很多怪声。
按理说，皇宫里即便闹鬼，也应该严密封锁消息才是，可这个消息传得出奇地快，天亮的时候，大臣们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并在朝堂上议论纷纷。
这时候，霍光以保证玉玺的安全为借口，让管皇帝玉玺的尚符玺郎把玉玺交出来，由他保管。
玉玺是什么？那是皇帝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即便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大臣，也没有资格拿玉玺。
霍光没想到尚符玺郎官虽不大，却是个极讲原则的人，当场便驳回了他的要求。
霍光恼羞成怒，竟然捋胳膊挽袖子，要上前去抢。
没承想那尚符玺郎端的是条好汉，毫不畏惧，将手按在腰间的剑柄上，正气凛然地说道：“我的头可以让人拿去，但只要我活着，玉玺绝不可以让人拿去！”
大概是尚符玺郎的正气震慑了霍光，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将尚符玺郎大加表扬一番，并当场给予他升两级工资的奖励。
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霍光是个对权力有着极强欲望的人，这大概就是他的本性。
说到这里，可能又有人说我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其实，我只是揭露了人的本性而已。
霍光是个做实事的首辅，是个认真治理国家的大臣，至少肯定比共受刘彻遗诏的金日磾（他在受遗诏后的第二年就死了）、上官桀和桑弘羊做得要好，但这并不能说明霍光是个贤臣。
历史证明，所谓“言传身教”
，即真正高风亮节之人，其后代在父辈身体力行的熏陶之下，能力或许不高，气节品德却应是一流的，而在霍光的子女中，我们最终看到的只有贪权、好利、愚蠢和大胆妄为。
这且容后再表。
经过这些事情，霍光也意识到自己锋芒太露，这时候又有谋士劝说霍光：“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当年诸吕的事情吗？您现在处于伊尹、周公的地位，如果跟吕家人一样，把持着朝政独断专行，把刘姓宗室排除在外，最后定会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引来灭门塌天的祸事。
现在将军位高权重，应该反吕家之道而行，凡事多亲近宗室，和大臣们打成一片，这样才能避免当年吕家的惨剧。”
对于谋士的建议，霍光表示接受，暂时把自己的锋芒隐藏，积极改变自己的形象，开始和满朝文武其乐融融起来。
大臣们也很识趣，对霍光更是表现出支持、赞赏有加的态度，有人甚至开始公开为他歌功颂德。
然而，摆平一般的大臣对霍光来说不算什么，摆平那三个作为辅政副手的大臣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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