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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年)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两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
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
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五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2.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曾国藩说:“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
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出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
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些从他的奏折、信函、日记中都能表现出来。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均为朝廷重臣,由于政见不同,关于他们不和的传言有很多。
曾国藩性格内敛,左宗棠性格张扬,时人多说:“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
不过,矛盾归矛盾,曾国藩对左宗棠这一出自自己部下的幕僚一直礼让为怀。
这还得从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经给曾国藩讲起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有一次,湖南巡抚陈宝箴去南京见曾国藩,曾国藩见他汗流满面,问是什么原因。
陈宝箴笑着说:“我是给人做了一回鲁仲连。
我来的路上乘船,舵工和橹公因操作意见不一致而争吵。
两个人越说越生气,竟然舍船登陆,将船停在了半途。
船上没有船工,在水流的冲击下都快要翻了。
我有些害怕了,就赶紧登了岸,对那两个人说:‘你们是因船而怒,可见都是爱船之人。
现在你们舍船而斗,船没有人管,都快翻了。
为什么不同舟共济,一起保护此船呢?’这两个人都被我所感动。
于是我邀请他们进了一家客店,出钱置酒,二人和好如初。
耽搁了这么半天,我怕来迟,所以跑出汗了。”
曾国藩听说了这个故事,若有所思,最后大笑说:“难道我还不如一个船工吗?”
从那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虽然意见分歧还是很大,但在军事计划上却从没起过冲突。
因此,对于大功之名,大任之职,他常常只是推让,才能持盈保泰,“不敢为天下先”
的意思盖由此而来。
置身官场的人,除了那些十足的奸佞之辈、利禄之徒,许多人总还是希望生前身后能够留下个好的名声。
岂不知这却潜伏着危险。
古时封建统治的最高掌权者不只对战功卓著的大将们心怀猜忌,对那些政绩突出、德行优异、名望崇高、口碑传颂的大臣,也是心存嫉恨的,一旦你的光芒超过了君王,形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态势,你的灾祸大约也快要临头了。
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王的形象显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怎么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王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自身的安全。
曾国藩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因此,他一向不愿争功夺利,因为这样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嫉妒者,使自己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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