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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
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
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
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
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
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3.未雨绸缪,以逸待劳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
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
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
,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
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
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不得不仰仗淮军。
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
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宣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
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
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
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
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
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
又说“不敢置身事外”
,是说自己责无旁贷。
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
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
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州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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