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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为古人抚心之道，曾国藩十分强调“恕”
，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
又认为：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
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侍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
一般情况下，待人接物，如果见到他人不对的地方，大都极端愤慨激怒，如果能设身处地替对方想想，就会心平气和，忠恕实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所以曾国藩强调一定要“从恕字痛下功夫。”
他在《书诫仲弟六则》中，明确提出了“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就是说自己想成名、显贵，应首先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和显贵，则与万物同春！
“我们兄弟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功夫，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设身处地想想。
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
待人处事要设身以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他认为当家道、官道鼎盛之时，要做家道、官道衰退之时的考虑，我们今天处于丰厚顺达的境地，明天也有可能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
他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精辟的见解，具有非常强的辩证因素，并以此时常激励和提醒自己，他是站在时空的制高点，以洞察环宇的姿态，以浩瀚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曾国藩认为以仁爱之心对人必定能赢得他人的爱戴，当然“仁”
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过人的肚量，绝不能斤斤计较。
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赢得人才的信任并拥有他们，主要是因为他宽厚待人，能容得下各种人。
《三国志》中有：“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
刘备的宽厚，在用人上主要是不计宿怨，量才用人。
比如黄权原是刘璋的部下，刘备人蜀时，他竭力反对，刘备攻取益州后，许多郡县望风归服，唯独黄权闭门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才被迫出降。
可是，刘备丝毫也不与之计较，仍任黄权为偏将军，倍加信任。
刘备在东征孙权时，曾把他带在身边，让他为自己出谋划策。
刘备能打败斩杀夏侯渊，占据汉中，都是黄权的计谋。
刘备对其部属非常宽厚、信任，既不乱怀疑猜忌，也不滥施惩戒，这就弥补了其势力单薄的弱点，增强了政治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许多贤士纷纷来投，并与之同生死、共患难。
因此，他创建的蜀汉政权，比魏、吴两国较少内乱，政治相对稳定。
曾国藩在运用抚心妙法的时候，不只是口头上讲恕道，而是说到做到，他的度量，是很能容人的，他和左宗棠的关系，就非常说明他待人忠恕的程度。
左宗棠这个人虽然有本事，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与曾国藩常有龃龉，但曾公都是宽宏大量，不仅不与其计较，还先后多次上书朝廷，保举左宗棠，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
之时，向他伸出可贵的援助之手，最后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巡抚的高位。
同治二年，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闽浙总督，仍蜀理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
只有曾国藩才具有如此的肚量，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不断地报功保举，他具有名臣的胸怀，一生得到很多朋友，深得人心。
历史有名的贤臣大都胸怀宽广，不计个人恩怨，用“恕”
不仅化解了个人恩怨，也使国家更加强盛。
战国时，蔺相如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出身低微。
赵惠文王因其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两件事上立了大功，便拜其为上卿。
这样，蔺相如的地位就在身经百战的老将廉颇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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