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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来见曾国藩，不但不安慰，反而直言批评他，说：“国事尚没有到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你这样消极，不是不义之举吗？”
曾国藩本就心情沉重，听了左宗棠的指责，更是难受不已。
一次，湖南巡抚陈宝箴去南京办事，去看望曾国藩。
曾国藩见陈宝箴满脸都是汗珠，忙问是什么原因。
陈宝箴讲了路上的经历：
我来的路上乘船，舵工和橹工因操作意见不一致而争吵，两个人越吵越厉害，竟然都跑到岸上，不再开船。
船上没有船工，水流冲击，眼看船都快翻了，我非常害怕，赶紧登了岸，对两个船工说：“你们是因船而怒，可见都是爱船之人。
现在你们舍船争斗，船没有人管，都快翻了。
你们为什么不同舟共济，把船客送到目的地，得到应得的利益呢？”
这两个人都被我的话说愣住了，然后两个人相互望一眼，笑了，他们把我拉到一家酒店，非要请我喝酒，感谢我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喝酒耽误了时辰，下船后使劲跑，你看，满头大汗……
听了陈宝箴的话，曾国藩也愣住了，想起前些日子与左宗棠的分歧，不禁哈哈大笑，说：“难道我还不如一个船工吗？”
从那以后，曾国藩就有意改变自己，多敬左宗棠一分，不至于惹起军事计划上的冲突，而损失共同利益。
左宗棠为什么值得曾国藩尊重？曾国藩看人看主体，看大的闪光点，而不放大其缺点。
当朝廷向曾国藩打听左宗棠这个人如何时，曾国藩没有以小人之心挤兑左宗棠，而是说：“左宗棠刚强能干，能吃苦耐劳，而且通晓战法。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想让他协助办理湖南团防事宜，他一定会感恩于朝廷，拼死报效。”
当湘军与太平军处于胶着状态，战事紧迫，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等战死，地方军、政领导队伍必须尽快补充完善，曾国藩再次保举左宗棠：“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
左宗棠前在湖南巡抚幕中赞助军谋，其才干实可独当一面……”
没过一个月，左宗棠就被朝廷命为浙江巡抚。
看老爸如此敬重朋友，而朋友却并不都敬重老爸，曾纪泽有时难免不平。
曾国藩对儿子说：“我对左宗棠、沈葆桢二人以怨报德的做法，不能说心中毫无芥蒂，然而我只求对得起天命和良心。
你们少年人，尤其不宜妄生意气，对他二人互不理睬就够了，千万不许出口抱怨，切记切记。”
曾国藩的“敬”
字功夫，到最后还是打动了左宗棠。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左宗棠在写给自己儿子的信中说：“对于曾公的辞世，我内心充满了悲痛。
不但时局令人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我也难以无动于衷。
我已经赠费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欺无负平生。
’这说的也是实话。
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公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公的心事很中肯地做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道曾公的儿子纪泽也能有其父亲那种实际的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
他还交代儿子，当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一定要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盼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饭都不可少。
左宗棠性格刚强，但品质不坏，曾国藩尊敬他，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故意以怨报德，而是性格决定其常常话语伤人，他自知道德修养、为人处世上不如曾国藩，所以他如下的表白，是很让人替曾国藩欣慰的，他说：
“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正，用情宜于厚道。
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送给曾公一份，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世富于心机的意思……我与曾公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
一提起家人，曾国藩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认为自己一生于五伦中，对兄弟一伦心中愧疚最深，因为父亲把自己的学识都教给了他，而作为老大，他却不能把自己的学识尽数教给弟弟们。
他说：“是不孝之大者也！”
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回家守丧的那段日子，因兵败于石达开，咸丰帝免了他的兵权等事，弄得他的心情很不好，以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
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发生过争执，而且这些冲突都是曾国藩惹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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