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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
那么，“文饰”
与“机巧”
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
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
之事上，不知有几分对错。
而依曾国藩的另一幕僚赵烈文所言，他的主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这一量化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曾国藩“变”
的必要和必然了。
自保之道，惟变惟善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
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
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
1.裁散湘军消除朝廷疑忌
清朝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
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
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
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
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
他们觉得太平天国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己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2.对于朝廷调遣，尽量拖延观望
同治三年（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
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
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下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
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
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
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
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
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
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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