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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质地纯朴的人中挑选人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深恶痛绝。
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
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但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体察一番。
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
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
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
但是二者相比起来，曾国藩更厌恶前者。
他提倡所选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气又能吃苦，质地纯朴行事踏实，没有官气也不打妄言。
曾国藩还认为，在使用人才时，应抓住这个人的特点，准确坚定地让他做最适合的工作，这是人力使用的关键所在。
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当，定会造成资源浪费。
有两种人不可用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在曾国藩看来，用人是否得法，直接关乎事业的成败。
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称羡的成就，与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密不可分的。
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关于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曾国藩虽也主张不拘一格，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有这样两种人却是不会被他重用的。
1.夸夸其谈的人
曾国藩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的人。
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
。
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会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容易让人生厌。
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
，不怕成不了大事。
与人相处，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时时都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
夸夸其谈的人，往往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比较少；但当他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有异性朋友在，话就更多，甚至于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这样的人最容易招致他人的厌恶。
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
中，第一条就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
曾国藩也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
曾国藩的密室，平常也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
十大儒，他们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
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招纳了进来。
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实际的职位。
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
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无意中看到一首《不动心说》的诗，是某位老儒所写。
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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