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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是一生三变。
正是这“三变”
，引来了人们对他的褒贬。
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
，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和成名。
有些人这样评价曾国藩：“其一生善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
这是说曾国藩习字善变。
“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
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
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这里说的是他学问上善变。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认是这么评价曾国藩的：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变”
字功夫。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之道，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所体现。
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变”
字功夫。
2.儒家学说与“变”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
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以致在理学素养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建立起为人处世的各种“功夫”
，包括“变”
字功夫。
儒家所说的“身心修养”
是一种“内圣”
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
功夫，最终达到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
之道，主张经世致用。
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
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务运动的促进派。
儒家的“自强不息”
是一种“变”
与“化”
的过程，但曾国藩意识到如果只信奉儒家，思想一定会有所缺失，“变”
与“化”
也仍旧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对待太平军和捻军的镇压上，以及湘军管理的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对法家“严峻刑法”
思想的“时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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