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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
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
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苏雪林：《沈从文论》）可见，沈从文的小说在“反文化”
、“反文明”
的写作过程中，不是消解地域文化小说的文化内涵和意义，而是从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中，找到了反抗封建专制和反抗在城市文明的物质压迫下人性泯灭的通道。
作为“京派小说”
的中坚人物，沈从文们在地域风俗画的描写上走入了“田园诗风”
的极境；而在地域文化内涵的发掘中，他们更具有人性的深度。
他们“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
，“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就“社会剖析派”
的小说创作来说，其地域文化色彩较为浓郁的，可能要算吴组缃、沙汀、艾芜这样的短篇小说高手了。
吴组缃的《箓竹山房》以其“秋坟鬼唱鲍家诗”
的“鬼气殊多”
的特有情境，显示了地域文化小说的神秘主义魅力，而《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这样为人熟知的作品则更能体现出它们的地域文化色彩。
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之所以成为教科书式的小说范本，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的地方色彩与乡村政治文化内涵的完满融合。
艾芜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美的范式，除了“想借自然的花朵来装饰灰色和阴暗的人生”
（周立波：《读〈南行记〉》）的文化内涵阐释外，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描画山光水色的调色板”
（周立波语）来表现旖旎多姿的边陲自然景观，以及那带着浓郁异国情调的风俗画卷。
在“东北作家群”
中，无论是萧红、萧军还是端木蕻良，那北国的地域文化色彩都十分浓烈醇厚。
读《呼兰河传》使你坠入那带有童话般的地域风情中，而《科尔沁旗草原》的一曲牧歌将你引领进边塞草原的诗韵之中。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三十年代对“巴蜀文学”
中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的忽视，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这部可作为中国地域文化小说典范的作品，无论从地方色彩，还是文化底蕴来说，都堪称一流。
他后来创作的长篇巨制《大波》仍然保持着地域文化小说的特有风格。
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由于某种文学倾向的偏颇，使其“明珠暗投”
了。
即使是在四、五、六、七十年代，小说逐渐走上了单一的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其地域色彩的描写也还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烘托政治文化内涵的审美饰品。
从赵树理的小说来说，如果没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人物性格支撑，或许他的小说仅能成为政治“传声筒”
，他的“山药蛋派”
也就灰飞烟灭了。
而孙犁所苦苦追寻的亦正是那地方色彩给作品平添的诗情画意，否则，“荷花淀派”
所赖以生存的美学基础就被抽空了，刘绍棠们的风俗画卷也就会悄然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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