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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
。
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
的最好例证。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
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
,称王珍为“斑虎”
,斑虎一吼,世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360人,三营共1080人。
最早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
王珍著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
,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饷银,皆由营部直接拔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
其它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
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注:指太平军)大敌!”
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致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清之用。
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致骆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与之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氏仍然对王报以拳拳之心。
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氏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
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20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
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
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积,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以诚恳待人的事件很多,如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偏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
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
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
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
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
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
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
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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