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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勒尔锦如贸然过江，不仅攻取常德等无必胜把握，且有丧失战略要地荆州的危险，而荆州失守，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一点康熙不可能不明白，就连议政王大臣等讨论勒尔锦的处分时，也以事已既往，核其功罪，请求从宽处理，结果遭到康熙的批评，他自己最后决定：勒尔锦削去郡王爵位，并议政、宗人府之职，仍令拘禁。
这种处分着实太重。
第四，更定宗室王公袭爵方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初，康熙认为，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十五，不问贤否概予封爵，以致视为故常，不知感激皇上的恩惠，对后辈的成长也无益处，因而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人员讨论具体改革办法。
不久，宗人府提出：应将旧制停止，制订新例：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待年二十岁，选择文艺、骑射技艺俱优者列名引见，请旨授封；惟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人员去世，准一子袭爵，不拘年岁。
康熙同意，并补充：如有人才超卓者，不拘年岁，特予封授。
这样，宗室王公原有袭爵特权被取消，能否袭封，概由皇帝视其条件而定。
第五，改变都统、副都统补授办法。
原来各旗都统、副都统缺员由各管旗王公在本旗内推举补授，因而管旗王公对旗务有很大的垄断权。
为此康熙于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规定：都统等职改由本翼内打破旗务补授。
他指出：“都统、副都统，典兵重任，如果只由本旗选授，则下五旗即有本旗之王掣胁，办事不得其正者甚多。”
康熙抑制诸王政治、经济特权，并借机予以惩治，目的就在于削弱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
因为被削爵的同时，他们议政和宗人府的职务也被取消，甚至他们所属佐领也全部或部分被撤销，自然也就失去了参政的条件。
尽管他们被削夺的爵位也大多由其子侄承袭，但他们年龄幼小者居多，并且都没有什么军功，在一向崇尚武功的满族社会很难得到属下的信服和尊重，也很难崭露头角，因而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已远远不能与其父辈相比，也没有资格条件对国家政事进行干预。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年龄较大且著有军功的安亲王岳乐，也在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因隐瞒一外番蒙古喇嘛被康熙革去议政及掌管宗人府事务的职务，并被罚俸三年。
康熙贬抑诸王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影响明显下降。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入关前在原始民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体制，它由各旗管旗王公组成，对国家军政大事有重要的决定权，因而对封建专制皇权的发展是个障碍。
康熙十一年（1672年）议政宗室诸王有和硕康亲王杰书、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安亲王岳乐、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掌宗人府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多罗温郡王孟峨、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察尼、多罗贝勒董额、多罗贝勒尚善等人。
同年十二月，博果铎、博翁果诺、孟峨三人辞去议政，但次年平叛战争开始后，博果铎又回到议政任，因而当时至少有七位王、贝勒。
平叛结束后，博果铎被罢去议政，加上领兵诸王、贝勒先后被罢议政等，至二十四年，原有议政宗室王只剩杰书一人，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杰书病死，这一机构已无议政王，其地位和影响自然无法与先前相比。
由于原有联旗会议的残余体制被清除，这一机构实际成了直属皇帝的一种普通议政机构。
为提高皇权，康熙除借机惩办违法王公，削弱其势力之外，还采取了扶植兄弟和皇子的政策。
不仅封以显爵，分给佐领，还令其参与议政、领兵出征、管理旗务等。
如皇兄福全被封为裕亲王，皇弟常宁为恭亲王，并分给佐领，参与议政，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进犯乌兰布通，康熙即废弃军功勋旧诸王领兵出征的惯例，派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分率两路大军迎战。
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所统中路八旗中有四旗由皇子统领。
此外，皇长子允与索额图还统领八旗前锋、汉军火器营、四旗察哈尔及绿旗军担任先头部队。
这进一步改变了由开国诸王子孙掌握用兵大权的传统。
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又以各旗都统、副都统“专意徇庇”
、旷废公务为由，指定皇七子淳郡王允祜办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子敦邵王允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二子贝子允办理镶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以促使“别旗各相效法，自必发奋勤事”
。
由皇帝派皇子办理旗务，就打破了由本旗王、贝勒整理旗务的惯例，极大地削弱了本旗王、贝勒的权力，使八旗进一步直属于皇帝统辖。
并实行了一系列削弱特权的措施，促进了发展，巩固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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