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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改任四川巡抚，又奏称距酉阳路途遥远，不便前往察看，请行交湖广督抚就近察看。
康熙由此看出他办事不认真，善于推诿，故令吏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
原任甘肃巡抚布喀，在陕西灾荒时擅停宁夏等处济运陕西之粮，而将西安所属长武等州县库粮私行挽运，运粮迟延之责皆委之西安所属官员。
不久他调补陕西巡抚，又请令甘肃巡抚将宁夏粮挽运，迟慢之罪又卸委他人。
康熙见他只图个人功名利禄，不顾军民生死，品德恶劣，特旨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康熙还通过阅读刑部秋审重囚档案发现，其中字错误处很多，断定九卿复审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
他认为此类文书关系人命，一字一句的错误都不能容许，因而下令都察院严察议处。
此外，对专事逢承、谬言事件、冗长浮泛的问题，康熙也都一一指出，严令改正。
康熙在巡视活动中也注意考察官吏。
他一生巡视活动甚多，仅南巡就有六次之多。
每次出巡，各有视河、谒陵、狩猎、避暑等具体目的，但周览民情、察访吏治则是经常性任务。
如八年（1669年）二月巡行近畿时，康熙发现通州知州欧阳世逢及州同李正杰、副将唐文耀三人庸劣无力，俱令革职，并追究直隶督抚不早行参奏之责。
二十三年首次南巡经过江苏宿迁时，发现漕运总督邵甘问题不少，将其撤职，令随旗行走。
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结束，康熙根据一路了解的情况，任免一批高级官吏，如漕运总督马世济以疾病原品退休，由兵部侍郎董讷接任；原河道总督勒辅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复其原品；杭州副都统朱山庸劣解职等。
康熙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中，康熙了解到著名清官张伯行、陈鹏年等人受到两江总督阿山迫害的真实情况。
通过出巡活动，康熙还发现，各省文武官员普遍存在因循怠玩的弊病，因此敕令各督抚提镇等官，通行所属，严加整顿。
对于出巡访民察吏的效果，康熙曾不无得意地说：“居官贤否，只有舆论反映最准。
如果真是贤吏，询问老百姓，百姓自然会交口称赞；如果不是贤吏，询问百姓，百姓必定会含糊其辞。
官吏是否贤明，于此可以立即明白。”
康熙很重视亲信密奏的作用，特别是其后期，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党派之争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
康熙为掌握真实情况，便把密折视为特别耳目，亲自批阅。
开始时，密奏权只授予一些亲信大臣，如差遣到各地办事的钦差，可专折密奏所见所闻，典型者如江宁织造李煦等人即是。
后因发现派出钦差等人有在外为非作歹者，又给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
再后来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亦许密奏。
密奏方式确曾收到一定效果，查清一些通过正常渠道难以查清的问题。
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案被公开披露后即发生督抚互参事件。
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通同作弊，揽卖举人，胁索银两，而噶礼则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等事，双方互不相让。
加之主审案件的钦差张鹏翮等人圆猾世故，或拖延审察，或模棱两可，致使情况愈审愈乱，无法处理。
康熙便令苏州织造李煦秘密调查奏报审案实情、江南群众反映及噶礼、张伯行的具体情况等。
根据李煦的如实反映，康熙了解到噶礼、张伯行所反映情况均有其事，只不过是双方原有矛盾，借此相互倾轧而已，于是他亲自作出处理：噶礼原来声名就不好，加之有收取贿赂的行为，革职；张伯行素有清官之名，但办事苛求并有一定过错，革职留任。
但密奏也并不绝对可靠，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反映真实情况，但也可以利用它隐恶扬善，巧取功名，甚至可以利用它诬陷他人，关键是对其进行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即如康熙所说：“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为所欺。”
但它能起到操纵官吏操纵胜局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客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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