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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不无嘲讽地说:“假如丞相你有不忽木的胆识与谋略,就不至于让我们这些人如此地劳累。”
这一段公案,《元史》中再没有记载什么。
垂垂死矣的忽必烈不选择别人,却要选择不忽木等人接受顾命,这本身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解。
这种信任,很多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大员也都曾有幸得到过。
忽必烈对汉族出身的大将张弘范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而委以方面之任的事迹,也是很感人的。
1278年,南宋灭亡后,张世杰、陆秀夫诸人仍然拥立广王赵于海上,继续从事反元的斗争,闽、广地区连连响应,对元帝国构成了威胁。
对此,忽必烈更不能坐视而无动于衷,于是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领兵消灭南宋广王,彻底完成统一大业。
对此信任与殊荣,张弘范不敢接受。
因为,按照蒙古帝国的军事制度,汉人不能够指挥蒙古军队。
也由于蒙古将领经常轻视汉人将领,常常是分兵作战,或是由蒙古人出身的将领担任总统帅。
这就难怪张弘范有所推辞,他请求忽必烈说:“臣我是一个汉人,如此委任,恐怕违背了制度,最终难以取得成功,我愿意您派一位蒙古大臣与我一块行动。”
忽必烈深知此弊,便语意深长地说:“你还记得起你的父亲与察罕的事情吗?他们俩在攻破安丰城后,你的父亲要留下军队守卫,而察罕不愿意,后来我们的军队向南进攻而安丰城再次被宋军占据,使我军的进退失据,你的父亲由此而留下了深深的悔恨,这都是委任不能专人的结果。
今天怎么可以使你造成像你的父亲一样的遗憾呢?”
这番拨云见雾般的教导,体现了忽必烈远大博识的胸怀。
出征前,在张弘范的请求下,忽必烈又特地赐给他尚方宝剑,以制伏不用命的蒙古将领。
果然,张弘范不辱君命,率领蒙古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打败南宋残余军队,迫使陆秀夫背负赵投海,岭南海表地区全都被平定,一举建立了磨崖勒石的功劳。
忽必烈对一些汉人官员,特别地信赖,毫不怀疑地任用他们,使他们能忠心耿耿地替朝廷效忠。
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赐授董氏家族的董文用为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董文用出于理智而一再地推辞。
因为当时忽必烈对于汉儒出身的官员有些疏远,并且有意识地加强集权,解去了一些汉人出身官员的官职,对此,董文用不能不有所顾忌,并且忽必烈为了加大财政税收的力度,任用阿合马、卢世荣等人执行以理财为中心的政策,时时地派出使者去检核呼行省的钱粮征收情况,各行省的官员动辄得罪,被革职、逮捕的不在少数。
而参知政事一职不能不负责钱粮方面的事务,出现失误的概率比较大,因而,董文用的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此忽必烈也很理解,他对董文用说:“卿的家族世代以来非他人可以比拟,朕所以任命你担任这一职务,并不在于你掌钱粮事务,你当视察重要事情,有不便于处理的事务,只管向我奏报。”
忽必烈一句话,便释去了董文用的担心,使他放心地去江淮行省任职。
在元朝,的确有些汉人家族得到了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过分的关怀与信任,像史氏、张氏、董氏等家族就颇受天恩,而成为了元帝国统治汉族的政治基础。
忽必烈在任贤使能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分辨人才的优劣长短,并能够爱惜人才、尊重人才。
这位从大漠走出的皇帝,能真正认识人才的重要性和价值,因而时时处处关心优待人才,对此,我们不能不备加钦佩。
廉希宪被朝中权臣所嫉,而一时被罢官,但忽必烈仍时常询问他被罢免后的情况。
一天,阿合马在忽必烈跟前因事借机中伤廉希宪,说他每天都在家中与妻妾家人喝酒吃肉,快乐无比。
忽必烈马上生气地说:“廉希宪甘于清贫,他哪里会摆宴饮酒!”
受到斥责后阿合马羞愧难当,就悄悄地溜走了。
可见,忽必烈对老臣的了解,即使是阿合马也不能中伤。
忽必烈之所以能网罗、任用那么多的人才,为他的帝国效力,还在于他会用手段来笼络旧臣与有才能者和做出贡献者,在一些该出风头的地方,让他们出尽风头,使他们的那一点虚荣心得到充分的满足,如我们前文所述,知识人才爱慕虚荣,如果一位君主能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往往可以左右他们一生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忽必烈又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心理学家。
以上种种,足以使我们领略这位皇帝任贤使能手段的高明。
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忽必烈网罗天下人才、任贤使能、励精图治的做法,都是出于巩固元帝国的封建统治这一目的的。
并且我们也不否认忽必烈在任贤使能方面的一些“可爱”
的缺陷,这便是过于信任阿合马、桑哥诸辈,几乎将元朝的政治统治推入深渊。
但毕竟忽必烈只是一位七百多年前的封建皇帝,而且是一位走出大漠的蒙古族皇帝,对他我们不可过于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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