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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983年5月7日写给陈从周的信里回忆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也许是徐志摩发现好友陈西滢已捷足先登，只好再把一份恋情遮掩，把凌叔华视为“红颜知己”
。
凌叔华致陈从周信中提到，“志摩对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
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
徐志摩当时也自得地说过，“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
。
也许是聪明的凌叔华像林徽音一样，只能把徐志摩视为知己，而不敢将终生托付。
她们的理由可能都一样。
首先，徐志摩是一个已经离过婚的男人。
当时在她们看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心底或许会有当姨太太的感觉。
而她们的母亲，恰恰都是处在姨太太的位置。
也许是凌叔华像林徽音担心徐志摩爱她只是爱一个理想美的幻影，以后当他在别的女人身上再发现这美的幻影时，便不会再爱她，而她就成了又一个张幼仪一样。
凌叔华同样担心，如果嫁给了徐志摩，她不过是代替了林徽音在他心里的影子。
因为从徐志摩向她全部道出与林徽音情恋隐私时的那份感情流露，深知他心里只有林徽音。
从陆小曼后来与徐志摩的婚姻状况看，这份担忧不是多余的。
也许是两位才女都更想与徐志摩保持终生柏拉图式的情爱恋情。
因为徐志摩实在是一个诚笃的生命信徒，一个浪漫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凌叔华记得徐志摩曾在写给她的信里说，“我们力量虽则有限，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为这贱化的标准堕落的世界添一些子价值。”
“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即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得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
不过，从徐志摩与陈西滢和凌叔华的交往可以看出，他们实在是“君子坦****”
、文人相重的交往。
倒真显出了“小人常戚戚”
的狭隘。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后，即请凌叔华选一幅刊头画。
1926年底，新婚后的凌叔华为徐志摩绘制了那张有名的贺年片《海滩上种花》。
后徐志摩以同名为题在北师大附中做演讲，演讲词录为文章《海滩上种花》收入《落叶》集。
1928年1月，《花之寺》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徐志摩将未用在序里的评语作为小说集的广告词登在《新月》杂志上。
1928年5月，北伐军逼近北京。
徐志摩特致信陆小曼，说要去处在惊慌中家中没有男人的凌家陪住几日。
6月，徐志摩赴美欧，途经东京，时在东京的陈、凌夫妇去车站接送。
1930年，徐志摩出版小说集《轮盘》时，在书前的自序末尾写到，“这册小书我敬献给我的好友通伯和叔华。”
徐志摩仙逝下葬以后，徐父申如请求凌叔华撰写徐志摩墓碑。
凌叔华自然答应了。
但不知何故，后来墓碑上的“徐志摩之墓”
却出自浙籍书法家张宗祥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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