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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作柏在北伐兴师时，把他的旅长职务交给李明瑞担任，自己留在后方当南宁军校校长与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
“四·一二”
事变后离桂去香港隐居。
至是到南京见蒋，得到了一笔巨款，就潜往汉口，在武汉第一纱厂董事长李荐廷家中与李明瑞密晤，事乃决定。
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
李荐廷一九五0年在香港对我说：“当时我也参加他们的密谋，当初只以为好玩，谁知道会闹出那样的大乱子来呢？”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后，即密约已经联络好的团长以上人员到汉口“太平洋饭店”
会面，相约一到前线，即采取行动，反对胡、陶”
二四月二日，海军上溯到刘家庙，随同海军前进的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了联系。
当晚，李明瑞指挥他的本旅三团，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旅三团在黄陵秘密集结，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西北移动，走了一个整夜，次日凌晨即到达平汉线上的花园、孝感一带。
起初只张贴一些反对胡、陶的标语，及移驻安陆，就公然张贴布告，反对李、白，拥护中央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韩复集挥兵南下，会攻武汉，借以测试冯玉祥对蒋、桂之战的真实态度。
但是，韩复某这位前敌总指挥必须秉承冯玉祥的旨意：此次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态度。
实际上诚如前文所述：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收卡庄刺虎之利。
所以，韩复架坐镇河南前线，无论是收到蒋介石进攻武汉的命令，还是收到桂系合兵驱蒋的求援电，他都含糊其词地答之，而部队依然在原地待命。
就说印制宣传品吧，他也遵照冯玉祥的命令，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
之类的泛泛罪名．换言之，谁败就写谁的名字，即便是一败一伤，冯部乘机而下武汉，写上两人的名字也可。
冯玉祥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极大的刺激了蒋介石，同时，也获罪于桂系。
落得个两面不讨好。
由于蒋介石的收买政策奏效，蒋、桂之战的形势直转而下。
四月三日上午，胡、陶、夏在出发去黄破途中闻变，惊慌失措，立即下令全部退向荆州、沙市、宜昌，从三日晚起开始退却，到四日晚后卫部队也撤离武汉二叶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结武长路，叶知事无可为，遂于五日离去。
这样一来，蒋介石遂不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武汉。
战局未开，已定胜负，实在是太出冯玉祥所料了！
他一看桂系不战而撤，遂命令韩复架即刻率部南指，直下武汉。
但韩复渠认为所率部队陈兵鄂、豫交界处，距武汉尚有数百里之遥，难以赶在蒋介石的部队之前占领武汉。
如遵令而为，势必冒和蒋军一战之险。
加之，蒋军若先于冯部控制武汉，必然是以逸待劳，胜负已在定数之中。
另外，由此还可能引发蒋、冯之战，胜败如何？就更难以预料了。
因此，韩复集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为由，拒绝率部南下，坐视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于四月五日进驻武汉。
对此，冯玉祥无可奈何，只好像往昔那样长叹一声：“天助蒋也！”
蒋介石击败桂系之后，紧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了冯玉祥。
一天夜里，宋美龄做完祈祷以后，看见蒋介石对着那张军用地图凝思，她操着敬服的口吻说：
“大令，看来反间计的作用，有时是要胜过百万雄兵的。”
“所以，巩固内部，建立绝对军事权威，是制胜敌人的首要条件。”
蒋介石很是得意地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宋美龄的话题，“唯有如此，才能防范敌人利用反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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