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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
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大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高罗佩的父亲是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军医。
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但是5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
读高中时，就开始学习梵文，16岁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后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最后他竟然精通15种语言。
1935年高罗佩大学毕业后，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
他自己说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的，因为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
高罗佩的外交官生涯并无特色，在东南亚不断调任，他自己深以为苦。
唯一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是1943—1945为荷兰流亡政府任驻重庆使馆第一秘书时，当时重庆中外文化人云集，他如鱼得水。
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原拟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
但1949年的中国出版界顾不上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险，危及战后敏感的社会关系。
因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
但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高罗佩只能再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
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施压（这是高罗佩一生唯一赚钱的一套书，其余均是赔本），只能再接再厉，共写了13本狄公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每年一本。
这些小说中的狄仁杰，不是像包公一样整天正襟危坐，也不是鬼鬼崇崇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而是二者的奇妙结合：幽默开朗，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
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颟顸，只求升官，不问民间疾苦。
而地方上的狱吏捕快则腐败堕落，鱼肉乡民。
狄仁杰在这一片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中坚持正义，对抗罪恶，却并不摆出一付怨天尤人，唯我独醒，欲挽狂澜的架式。
如果中国历代清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中国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
高罗佩对明代中国情有独钟，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
《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的确是唐朝政治的特色。
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让人不敢小觑像是通俗小说的《狄公案》了。
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狄公小说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有好几次拍成电影，如美国拍摄的影片《庙祟案》
80年代中，山西人民出版社节选翻译了高著《狄公案》的几个故事，名为《狄仁杰断案传奇》，1988年太原电视台还据此拍摄过同名的电视连续剧。
后来狄仁杰的故事，就被屡屡搬上银屏，他的神探形象就在我们中间传开了，而且他这个体系越来越大，又有了乔恩，李元芳这些得力的助手。
你看，这就是狄仁杰这个形象在中国的演变过程，从一个政治家，活脱脱的变成了一个大侦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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