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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社会中，言论的禁锢是越来越紧，文字狱也越来越严酷。
而且在一个越是开放越是强大越是自信的王朝，言论越是自由。
骆宾王骂武则天，人家武则天不但没有嫉恨骆宾王，还夸他这个文章写得真好。
李隆基搞了自己的儿媳妇杨贵妃，这可是大唐王朝的A级国家机密，可白居易那厮竟将这段臭事编成歌谣，传唱宇内，说什么：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礼部不但没有发文天下，禁止传播这首诗歌，而且当时的皇帝看了后，还很欣赏白居易的才华，白居易悠哉游哉享尽富贵。
这要放在文字狱最厉害的明清时，那白居易几个脑袋都被砍了。
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杀一个文人，并让后代子孙即位前必须来这碑前发毒誓。
但宋代比起汉唐，言论的口还是收紧了。
宋代面对着强大的辽国和悍勇的西夏，没有汉唐的大气魄，于是更要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地方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调有一个利于稳定的舆论环境。
因此也出现一些“文字狱”
，最有名的当属苏东坡。
元丰二年，苏轼因对王安石新法不满，被贬至湖州，按当时的规矩向皇帝上表称谢，朝中章惇、蔡确等人指责苏轼以“谢表”
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
此时，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又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乌台诗》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言官们攻击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指控几乎要了苏轼的命，《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苏东坡在狱中饱受凌辱与体罚，和他同时下狱的官员后来回忆，苏东坡被殴打时的哀号整个监狱都能听到。
豁达的东坡以为这次死定了。
没想到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诗，不禁为他的不世出的才华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被东坡攻击过的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凭王安石这种胸襟，千年后都值得后人崇敬。
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发誓不再胡说八道的老小子到了黄州，又难改积习，在诗中冷嘲热讽。
不过，这次苏东坡再难起复了，就没这么多人关注他了，所以，他才有有闲情逸致去发明东坡肉，写前后《赤壁赋》。
宋江没有东坡的名气，也没有功名，他的生死一个小小的知府就能决定了，所以他也就没有东坡的好运气了，只等待他的晁盖哥哥来救命。
到了今天呢，就没有什么文字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当然，所有的自由，都并非是真的自由。
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近年来网络言论中肆意泛滥的造谣、谩骂、诋毁、泄露个人隐私乃至诈骗现象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安和反感。
2012年底，中国社会各界对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现状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
通过充分的讨论，大多数舆论和网民逐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为了维护网络言论的洁净环境，必须对不负责任的言论加以必要的法律规制。
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样基于理性的广泛共识而催生的法律规制，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言论自由的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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