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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举的贤才应德才兼备。
这里虽仍以道德为先，但实际上他看重的还是才能。
隋炀帝要求地方官依令十科举人，十科是：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
这里德、才各占一半，十科之中文才美秀一科，有人认为是进士科，为十科的重点，但只是推测。
重德的目的是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如《隋书·孝义传》所举几个丁父忧哀毁骨立，养母以孝闻的孝子，都得到了皇帝表彰，却并没有授予实际理政的职事官，可见重德倡孝只是表面文章。
两年以后，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十科举人改为四科举人，减去的全是有关德行的科目，足以证明炀帝所重还在才能，其中“才艺优洽”
，有人又认为可能与进士科有关。
十科举人向四科举人的变化，反映了隋选官向实际操作化方向转化，虽然其操作程式过程史书没载，无法得知其详，但可以肯定其中必包含着重大的变革，进士科大约在此时创立了。
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运用科举来选拔具有才学、见识和有能力的人才，将他们安排到各级行政部门，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官系统。
科举把读书、考试、入仕三者联系在一起，使不少有识之士通过考试当了官，有了参与管理国家政务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国家机构管理人员的素质。
科举又把权力、财富、地位和学识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古代官僚重才重教育的优良传统。
通过科举，皇帝把选官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加强了全国政权的集中和统一。
明代初次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看到当时井然有序的科场考试，十分震惊和钦佩，认为中国是“文凭社会”
，把“秀才”
“举人”
“进士”
直译为“学士”
“硕士”
“博士”
，并介绍给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等级是以受教育的程度来划分的。
的确，唐末宋初之时，由于科举兴盛，使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都一直存在的门阀贵族阶级在中国社会最后消失了。
科举制打破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学子通过考试公平竞争，优者当官，这在古代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公平的、公正的选官制度，为充分选拔人才提供了条件。
历代科举也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才，如唐宋八大家等，宋以后宰相多进士出身，这些人虽不一定个个都是博学之士，但的确为巩固封建统治付出了心血。
科举笼络了大批知识分子，也缓和了部分社会矛盾，使社会最低层的庶人也有机会通过考试步入统治阶级上层，为社会提供了合法状态下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使统治阶级及其机构内部不断得到更新，从而更有活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长期延续。
科举制度的创立，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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