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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走狗的“五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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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朝从“四贵”
辅政到杨素独揽朝纲，再到架空杨素，柳述用事，朝廷中枢的权力争斗此起彼伏。
隋炀帝即位后，当然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中枢。
经过大业初年的大清洗，隋炀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中枢辅政的官僚进行了筛选调整，宰相体制因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屋在乎柱，国在乎相”
，宰相是官僚系流中最重要的职官，“学丞”
天子，助理万机”
，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是封建王朝的顶梁柱。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任用的三省大吏是：尚书令杨素，内史令杨约和萧琮，纳言杨文思、杨达，另外，右仆射苏威仍留任，这六人皆为三省首长，为正宰相，这可以说是一个以关定会陇亲贵为主体的辅政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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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班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首揆杨素遭猜忌，大业二年（606）任司徒，已是荣誉虚衔，空名宰相，不久以病拒服药而去世，其弟内史令杨约也很快失势，不久免官并死去。
纳言杨文思是杨素从叔，大业初杨素一家三人为相，几乎独占了三省枢要，然而这不是隋炀帝所能长期容忍的。
杨文思为政廉正，有足疾不能上殿奏事，加上年老，没有管多少事，实际上没有参加权力核心，不久死去，时年七十岁。
杨达是观德王杨雄之弟，隋炀帝即位时由工部尚书转纳言，兼领营东都副监，甚得隋炀帝宠信。
其兄杨雄一直闭门不通宾客，杨达虽当了一段时间的纳言，但没有任何政绩可言，也没有真正进入朝廷政治中枢。
内史令萧琮有大度，博学能文，很有才能，但不以职务自任，后遭猜忌罢相废于家，不久死去，三省首长于是凋谢大半。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又以元寿补内史令，元寿为元魏帝裔，平陈之役曾任晋王行台左丞，隋炀帝即位后从杨素讨杨谅，奋勇争先，以功授大将军，迁太府卿，是隋炀帝的亲信。
拜内史令后从隋炀帝西讨吐谷浑，除军事征讨外，元寿并没有参与有关政事的决策。
再说苏威，隋文帝崩驾时任右仆射，隋炀帝嗣位后加勋官上大将军，大业三年（607）曾劝谏隋炀帝不要修长城，后因高颖案受牵连，被免去宰相职。
苏威是一个软骨头，自后附和隋炀帝，一年后复任鲁郡太守，不久召还朝廷参预朝政，拜太常卿。
苏威是先朝老臣，熟悉典章制度，所以，几年后隋炀帝再委他以宰相之职，任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
。
至大业中后期，“五贵”
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值得注意的是，除苏威任纳言外，“五贵”
中的其他四人均不是三省首长，甚至不是三省官，有的干脆就是武职。
三省首长之一的内史令元寿反倒不在“五贵”
之列，这明显地反映出宰相体制已发生重大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对律令官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宰相制度的变化亦当在此后，这种变化显然也是随隋炀帝个人的权力意志为转移，但也沿袭了前朝的做法。
以他官加临时称号入相，这些称号很不规整，如苏威任纳言前以太常卿“参与朝政”
，斐矩拜民侍郎黄门侍郎，参与朝政；虞世基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人专掌朝政。
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
参谓参与朝政、参掌朝政、专典机密、专掌机密，意思一样，即得入禁中参与朝廷中枢机密，辅政决策。
这些衔名既不规整，显然不是正式官号，也没有品秩，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属临时性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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