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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化民易俗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佛教，史称隋文帝统治时期“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倍”
，这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作用。
隋炀帝即位后纠正了父偏，于大业元年（605）复开学校。
隋炀帝虽然也推行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但与文帝相比，其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儒学教育化民易俗更加重视。
大业三年（607）改制，隋炀帝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加强教育行政管理。
国子监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待遇，“并量准给禄”
，地方郡县各级学校也设有儒官，有的学官秩在九品以下，虽属流外官，但也由朝廷发给俸禄，“流外给廪，皆发自于（刘）炫”
，这一措施使各地办学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偏僻山区办学校有成绩的，还受到特别奖赏，这使大业年间的教育事业，“盛于开皇之初”
，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有用人才，如大学者颜之推的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学业最精，在学校时与温氏三兄弟同学，颜思鲁与温大雅同在东宫伴读太子；颜愍楚与温彦博同直内史省；颜游秦与温彦将均典校秘阁，“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
，少时学业，颜氏为优，但后来到唐朝温氏兄弟俱为大官，传为佳话。
由于对儒学教化作用的重视，隋炀帝秉承其父隋文帝的做法，竭力抬高孔子及其后代的社会地位。
隋学制规定，每岁以四仲月“释奠于先圣先师”
，年别举行乡饮酒礼，十分恭敬隆重。
而且又大封孔子后裔，隋文帝时封“孔子后为邹国公”
，炀帝时“改封为绍圣侯”
，并为此下诏称孔子为“先师尼父”
。
由于隋炀帝敦奖名教，使儒学之徒备感荣耀，从学之风日炽。
当然，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儒是内法外儒，儒学用于教化但并未用于治国，两个皇帝虽都兴学行礼，却都未施行仁政，因此，不能因隋敦奖名教就误把儒学看作隋统治思想。
隋炀帝本人文化素养较高，且好风雅，因而对其他各种学术也相当重视，在国子监除儒学外，还有史学。
在隋炀帝的大力倡导下，国子监统领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其他专科学校重又振兴起来。
隋炀帝的举措顺应了历史潮流，在推进文教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
隋朝虽短，然在教育事业方面的建树却不少，如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办，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史学等，又在有关业务部门设博士，招收学生，进行职业性训练等，均由隋开其端。
这些新学校的设置及其教育制度，都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应当予以肯定。
但这些创置，既有隋炀帝的功劳，也有隋文帝的功劳，总之，在两代帝王的倡导下，有隋一代的文教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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