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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以北因陆旱水少，人工渠道的开挖晚于黄河以南。
建安九年（204），曹操为平定河北袁绍父子，遏淇水东流入白沟，以通粮运。
建安十一年（206）为北攻乌桓，曹操又引滹沱河水北入派水（今大沙河），以利军用，称平虏渠，同年又凿泉州渠，南起泉州县（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从洵河口凿渠接潞河，以通海运，称新河。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在邺（今河北磁县南）凿渠引漳水入白沟，名“利漕渠”
，又引漳水经其所造铜雀台，由城西注入城东，称“长明沟”
这些渠道贯通了河北平原的运河网，贯通了海河与黄河水系，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
在江南地区，东吴据江南，恃长江天堑与曹魏抗争，赤乌八年（245），孙权令校尉陈勋率屯田兵三万“凿句容中道”
，向东截断山冈，越镇江南境，东接云阳（今丹阳），沿水道筑十四埭以蓄水，号称“破冈渎”
，与春秋时吴国所开渠道相接，使建邺（今南京市）和东南诸郡上下船只得避大江风浪之险，成为六朝时期吴、会一带漕粮的重要水道。
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各代都注意维修破冈渎。
梁时在句容县东南又开上容渎，并开挖了太湖流域运河网，在常州市至今还保留着的新坊桥，乃始建于梁大同元年（535），现存者虽为元代重修，但可由此推知南朝时江南一带的运河是畅通的。
江北的运河也一直畅通。
东晋永和年间（345—356）曾改修邗沟南段，自今仪征境内的欧阳埭引江水，东行至今三汊河、扬子桥北上广陵（今扬州），此为后来仪扬运河的前身。
在北周灭北齐之时，南朝陈宣帝曾派大将吴明彻率水军乘舰船北上争地，周武帝派大将王轨南下，率骑兵“轻行自清水（泗水）入淮口”
，设置障碍，“遏断船路”
，断敌归路。
这一事实表明，在隋建立前不久，从长江经邗沟运河，再经淮泗水道可至彭城（徐州），这条水道还可直通战舰，北周军正是以截断水道而战胜陈军的。
由此亦可见运河水道对于立国水乡的南朝来说，可谓是生命线。
隋文帝也曾修缮运河，为伐陈统一中国，开皇七年（587）四月，他下令沿吴邗沟故道，“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
，运兵输粮。
以上所述都是在隋大运河沿线开凿的运河，足见开挖南北运河不仅必要，而且历史上早有此举，隋炀帝开凿连接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在其前已有了相当的基础。
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的大隋王朝，为适应统一王朝各方面的需要，在原有运河基础上整修和开凿一条沟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形成腹地广阔的水路交通网，显然是利国利民顺应历史潮流的宏伟功业。
如此看来，历代封建帝王，包括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曹操、孙权及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在内，都不遗余力地开凿运河，隋炀帝即位后也热心于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事业，实不足为怪。
不同于以往帝王的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规模超过任何一代帝王，大运河有全面规划，沟通五大水系，工程非常浩大。
促使隋炀帝下如此大的在决心兴修浩大的水利工程也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隋统治时期，已有两大基本经济区，这与秦汉时期只有北方黄河流域得以充分开发不同，南方长江流域已是经济发达区域，是税赋的重要来源。
南方经济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在全国经济中心经六朝开发逐渐南移之后，政治中心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随之南移，隋朝统一后如何把这两个分离两百多年的经济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经济来支撑北方的政治，是统一王所朝面临的历史重任。
隋朝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
另外，入隋以后首都关中地区粮食供给常感不足，营建洛阳开凿运河转漕江淮粮资就都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适应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开凿南北大运河势必成为隋朝统治者的要务，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
说运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的产物，并非出自某个帝王的主观意志。
开凿南北大运河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可以加强隋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及北部边塞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价值。
大业四年（608）开凿的永济渠，“北通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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