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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兵征孙权。
建安二十一年（216）十一月，曹操率军至他的家乡谯县；建安二十二年（217）正月，军驻居巢（今安徽无为），二月，进屯江西郝溪，进攻拒守在濡须口的孙权，“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
;三月，孙权派都尉徐详面见曹操请降。
这时的孙权、曹操都开始注目刘备，因而表现得都很冷静。
孙权知其全力抗操实难获得大益，而赶走关羽夺回荆州倒是现实的；曹操亦知目前仍不具备彻底击溃孙权的条件，而刘备据有蜀汉，已成鼎足之势，构成威胁，因而亦在考虑联吴击刘之计。
孙权派人请降，正合曹操之意。
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报使修好，并且“誓重结婚”
。
魏吴修好，曹操即引军而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孙权则留平虏将军周泰督朱然、徐威等驻濡须口。
此后，两军虽然遥相拒守，但除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孙权有过一次小的行动外，长时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在合肥、濡须口等地至少有四五次的军事接触，双方各有胜负，但都无大的进展。
有时，曹操以四十万之众攻孙权，孙权亦以七万或十万之众抵御曹操，规模不能说不大，但终未形成大的战斗，到头来曹操只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
的叹赞吧。
既然如此，那么应当如何评价曹操对孙权的频频用兵呢?
首先，必须肯定曹操布防合肥，且以重要将领张辽、李典、乐进等拒守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其一，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守，又扼孙权北取徐、扬之路；其二，合肥、居巢遥望建业，能够对孙权构成威胁；其三，把孙权的主要兵力长期牵制于此，可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安无事。
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数年间只是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
这也是曹操决策的精当所在，时而发兵打一下，把孙权的兵力和注意力牵制住，以期达到让孙权围绕着自己的军事意图转的目的。
其次，曹操数次东击孙权，均属耀兵性质，而无彻底打垮孙吴的企图，所以虽然军无大胜，却起到了慑敌作用，使孙权不敢北向。
史载，孙权曾想乘曹操西方用兵之机北取徐州，吕蒙立即指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州、冀州，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
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
。
君臣踌躇再三，终不敢动。
再次，曹操对孙权用兵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战术上却有得有失，频频失误。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依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南方的天时地利，所以战常失利。
总的来看，曹操赤壁之战后对孙权多次用兵，虽无大胜，但绝非得不偿失。
这是他统筹谋敌的组成部分，对巩固江东防线、西征张鲁和讨伐刘备、关羽等战略战术的确定，都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应该肯定曹操的战略决策的正确。
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成功体现，绝不可以其功少而如赤壁之战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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