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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颁令，次年四月，张飞燕便率十万黑山军投降了。
嗣后，河北地区再无大的农民起义，直到曹操西征韩遂、马超期间，才有河间民田银、苏伯的起义，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
当时，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参与镇压，在其回答曹操的问话时，特意提到：“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
足见当时曹操的“封域”
之内起而反抗曹操统治的是不多的。
之所以取得如此效果，固然与曹操的势力不断壮大有关，同时也与本地区经济恢复、稳定，人心思业，百姓乐安有关。
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尤其是河北的稳定，又带动了整个北方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曹操无后顾之忧，放心用兵天下。
从这个道理上说，我们对曹操统一北方、发展北方经济作肯定评价的时候，不能不充分估价曹操推行的诸多经济政策，尤其是抑制兼并、减轻民赋的政策。
再次，它对后代赋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蓝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严格地说，曹操推行于河北的租调制并不是一项完整的制度。
完整的租调制度，必须是同占田制度相结合的。
曹操面临严重的土地问题，当时荀悦、仲长统等人都看得很清楚，并提出过建议。
荀悦进言：“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
;仲长统提出：“限夫田以断兼并”
。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曹操当然不会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也绝不是不愿听取这些建议，实是尚未具备进行这样重大改革的条件。
汉光武、明、章之时，度田尚且难行，分夺豪强之田，谈何容易。
因此，对曹操未能制定限田、占田政策不应责备。
但作为一个问题的研究，我们又必须注意到曹操没有走此一步，便大大限制了其“租调”
制度的积极作用。
田租很低，按户出调，何人得利最多?不言而喻，当然是广占田地的豪强大户。
尽管如此，曹操推行租调制的积极作用仍然是首先应肯定的。
对平民百姓来说，承包性质的定额田租多产不多收，较之比率地租，能够更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按户征收绢、绵，较之按口计赋，亦消减了农家人口之累，利于人口增长。
对统治者来说，租调制为其解决租税问题提供了新路子。
曹操开租调制之先河，后代统治者便可在此基础上考虑得失，不断充实，从而提出较为相对合理的土地、租赋制度。
不再含有曹操制度的临时性与地方性特点了。
因为它不再是亩收四升，而是五十亩收四斛，即亩收八升了。
客观地说，太少不足支用。
所以东晋在和平时期曾一度改收亩三升或二升，但不久便无法施行，从而破坏了田租制而改为口税制，结果反比西晋田租加重了许多。
历史证明，凡实行占田、均田制而规定亩租仅数升者，无不另有田税、口税、杂税。
据韩国磐先生计算，唐代行租庸调制，但农民一般不能全额受田，平均受田三十亩产粮三十石，按规定一丁交租二石，另外还有地税亩二升（合六斗），共需二石六斗。
但不管怎么说，永远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没有曹操推行于河北的租调制，便不会有略呈完善的西晋的占田课田制。
就是以后北朝的均田制及其赋役制度以及唐代租庸调制度等等，都可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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