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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在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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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重视人才的思想，终其一生未曾移。
但如果综合考察则将发现，他的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
建安初年，刚刚迎汉献帝都许，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他征召贤能，重用旧部，奖携有功，擢用旧僚，很快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有效地控制了朝廷和军事实权。
这表明曹操在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似乎尚乏重大建树。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开始真正地从思想和理论上考虑问题，表现之一就是用人重谋，“诫在面从”
的思想。
建安十一年（206），他发出了《求言令》: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
，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
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另据《初学记》载，曹操为了“求言”
还专门设置了主管这件事的官员，负责按时发送统一格式的纸张和函套，因令：
自今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
事实表明曹操的诸多胜利，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几次胜利都是同诸多谋臣共同谋划而取得的，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贾诩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自平定河北、自领冀州牧以后，曹操威望日高，权力日大，自负之心日长，在一段时间内便很少主动听取谋士们的意见了；谋士们亦慑于曹操的威权而很少主动献策。
因此，导致诸多决策出现了失误，如征高干，先是遣乐进、李典击之，继而亲征，但围城三月而不能拔。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下令说：“城拔，皆坑之。”
曹操听不到不同意见，在事实面前逐渐觉悟到自己用人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发出《求言令》指出，“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
为了纠正这一现象，他汲取历史的经验，把问题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指出：“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
面从，就是长官意志，上级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跟着附和，或想方设法完善上级领导的意图，而不主动从多方面或反对方面权衡得弊得失、提出问题。
为了减少或防止“面从”
现象，鼓励众官进言献谋，曹操曾积极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
第一，鼓励并强制属官提出建设性意见。
上述“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言得失，吾将览焉”
，就是明显的例子。
月旦、月朔，指每月初一日。
这就是说曹操要求其主要属官每月初一都要呈送一份书面报告，对其所司各事做出得失分析。
这种报告固然要汇报成绩，要讲“得”
，同时也要汇报问题和缺点，要讲“失”
。
既然是得失之议，自然就应有建设性的议论和具体措施的提出，于是便不愁不闻“嘉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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