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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在绍兴赋闲，开始和学生讲论《大学问》；与此同时，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进行了环球航行（1519—1522）。
明朝继承了隋、唐、宋、元以来的科举制度，却又将其严密化、程序化。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的严密化、程序化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这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封闭。
隋炀帝初开科举的时候，分十个科目来录用人才，这叫“十科举士”
，招募的对象包括治理国家的人才、贯彻法律的人才、创作诗赋的人才等。
到了唐代，科举既有要熟悉儒家经典的明经科，也有考才学的进士科，还有算科、书科等。
所以唐朝的科举考试也是录取各方面的人才。
但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宋朝前期，科举考试内容以辞赋为主，而从王安石时期开始，科举考试内容变成了以经义为主。
到了明朝，科举考试内容仍然是以经义为主，甚至开始局限在朱熹章句的“四书”
“五经”
里，以“四书”
“五经”
出题，要考生以“四书”
的集解回答，所以“四书五经”
成为明代读书人的必读之书。
这些书当然很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但是同时也限制了读书人。
科举分为《诗》《书》《春秋》等各科，作答要带“圣人言”
，科举就这样一步一步程序化，也就一步一步封闭了。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科举进入八股时代。
科举考文章，要根据八股八段的程式写作。
八股文进入科举考试，是因为阅卷方便，可以有标准答案，考官可以非常程序化地阅卷。
但是对于考生来说，八股文却是一种禁锢。
八股文一直传到清朝。
人们在抨击明清科举的时候，抨击得最厉害的就是八股。
科举制度的封闭性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是没有了算学，甚至连原来朱元璋所定下的四夷馆也无以为继，也就是说没有了懂得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
四夷馆是礼部下属的一个衙门，专门培养通晓各种语言的人才，类似现在的外国语学院和翻译局。
但是由于推行“禁海”
“禁边”
政策，明朝和日本、蒙古等国的往来减少，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人才得到使用的机会也大大减少。
明朝只设了三个市舶司：宁波市舶司只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后来搬到福州，只接待琉球使者；广州市舶司接待来自南洋和西洋的使者。
而且，明朝还特别限制日本使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允许他们三年乃至十年来一次，同时控制其船只和人员数量。
外语人才的用武之地非常少，升迁机会更少，所以没人再学外语了。
明朝后期，四夷馆几乎可以关门了。
万历援朝战争的时候，朝廷要找懂朝鲜语的人和朝鲜接触，找懂日语的人和日本谈判，四夷馆竟然派不出来，只好向民间招贤，最后找了一个宁波人。
浙江、福建的民众对日语——尤其是九州的日语是非常熟悉的。
东北季风一起，日本九州的人就到浙江、福建来了；东南季风一起，中国沿海的渔民、商人就到日本去了，所以，他们跟日本人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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