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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认为，明朝的灭亡恰恰是因为白银太多，商品经济太发达，对传统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我们需要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经济发展无疑会促进社会的进步，至于财政制度变不变革，则是朝廷的事情。
上层建筑需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明朝在白银货币来到中国的时候，如果能适时调整税制，把以农业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转换为多种税收并举的制度，才是一个明智的、进步的、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
政府应当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改进国家制度和财政制度，而不是为了维护原有的财政制度，阻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但是同时又是古代中国退出世界先进行列的告别仪式。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交往更加密切。
思考如何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如何改进自己的商业税，改变统治政策，这些才是明朝政府应该做的事。
如果说白银与明朝的灭亡有关系的话，责任不在白银，而是在明朝政府。
明朝之亡和海外的白银是没有关系的。
恰恰相反，海外来的白银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明代社会的前进。
如果说它有损害，那也是因为明朝政府没有很好地融入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进程，而不能甩锅给白银。
我们不能责怪商品经济对原来的农业经济——尤其是以农业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旧体制的冲击，要怪只能怪明朝“以一变应万变”
，恪守祖宗家法，裹足不前。
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压制生产力的发展，让生产力的发展将就已经成为经济发展障碍的生产关系。
当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上层建筑应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为了维护旧上层建筑来阻止经济基础的发展。
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
和海外白银流入相对应，我们列出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另外一个原因——国内的加派。
“加派”
在明朝是一个特定的名词。
虽然在嘉靖年间，朝廷就已经开始加派田税，但是这次加派持续的时间很短，危机过去后就取消了。
而万历后期到崇祯时期加派的田税，由于危机一直没有过去，不但没有解除，反而变本加厉。
明朝全年的农业税如果以稻米和小麦计，是三千万石左右，后来折合成白银，是两千万两左右（白银与稻米的比率，在明朝的各个时期是不一样的。
明朝早期，一两白银可以折合三到四石稻米。
到了明朝后期，一两白银则可以折合零点八到一石稻米）。
但是，前面提过，农业税是靠天吃饭的，粮食丰收了，税收就可以满额；粮食歉收了，国家就收不上税。
所以，三千万石稻米或所谓两千万两白银，只是理想中的数字。
由于关外女真的崛起，朝廷要不断增兵援助辽东地区，加强蓟州镇和辽东镇的边防力量。
蓟州、辽东、宣府、大同是明朝“九边重镇”
的前四镇。
蓟州第一，因为它是北京的门户。
辽东第二，因为后来明朝的主要危险来自女真。
要增兵，就要加饷。
熊廷弼曾经算过一笔账：招募一个士兵，每年需要十八两银子。
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因为有的士兵是会逃跑的，逃跑以后他再去其他地方应征，又要另外给他一份钱，这样一来，朝廷原来按照常规运转的财政就远远不够了。
如果士兵的兵源是有根之徒就比较好，因为可以从他的籍贯看到他家里的根，所以这些士兵不容易逃跑。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明朝派矿监税使到各地开采白银，增加商税，引起了社会剧烈的动**。
万历皇帝去世以后，明光宗朱常洛继位，大臣们以他的名义把矿监税使全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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