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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毫无疑问，在晚明的所谓党争中，东林党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
他们的确是一批富有正义感的人士。
在讲学的同时评议朝政没有错，但是他们不能不允许别人评，不能禁止不同意见的发表。
而且被称为楚党、浙党、宣党、昆党的人中，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人，他们不愿意被别人称为“党”
。
实际上顾宪成、高攀龙也不希望自己被别人称为“东林党”
，但有时候人是被形势推着走的。
形势所致，贤者不免。
一旦陷进去，再想脱身都脱不开了。
魏忠贤时代，有一位首辅叫叶向高。
叶向高非常希望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把大家稳定下来，共同为朝廷出力。
但是，后来叶向高发现他没有办法平息党争，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谁愿意去争名夺利？谁愿意去弄党争？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真正激化矛盾的是下层。
有时候，是下层的舆论在推着上层人士走。”
每一个时代都有派别之分，人们对朝政都有不同的看法，一旦形成派别之后，往往又有左、中、右之分，有温和派、激进派之分。
如果一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派别携起手来，以大局为重，调整各种矛盾，互相尊重，这个国家就能治理好。
如果各派中的激进派推动各个派别陷入无序的纷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那这个国家就完了。
人们往往说是阉党坏事，但阉党出现之前，东林党和楚党、浙党、昆党等的争论就已经坏事了。
这种争论不死不休，各党都在找机会来打击对方。
明朝有各种各样的官员考核制度：一是考满，文官三年一考，九年考满，考满就要升官；二是考察，地方官三年一考察，京中官六年一考察（这叫作“京察”
）。
考满是考政绩，考察是考官绩。
万历三十三年（1605）考察的时候，东林党人士掌管着专门进行考察的吏部和都察院。
万历三十九年（1611），还是他们主持考察。
在这两次京察里，东林党对齐、楚、浙、宣、昆各党进行了大规模压制。
当然，他们的这种压制主要是针对小官的，压制大官需要经过皇帝的允许。
这种做法引起了其他党派极大的反弹。
万历四十五年（1617），换成浙党主持考察时，他们也借机对东林党人进行报复，东林党的低品官员和行事高调的官员，基本上都被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贬了职。
六年后，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党重新掌管吏部和都察院，此时吏部由赵南星掌管，都察院由邹元标掌管。
邹元标刚刚中进士的时候，有几个翰林院的官员抨击张居正夺情，因此受到廷杖。
邹元标在午门外目睹了这一场廷杖。
廷杖结束后，他没有收起弹劾张居正的奏疏，而是继续投递，导致自己也遭到廷杖，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
但是到了万历后期，也是他最早提出为张居正平反。
应该说，邹元标是一个有气节、有原则的人，这样的人主持都察院，应该是非常公正的。
但是，在赵南星、邹元标的主持下，东林党人还是犯了老错误，甚至是变本加厉地犯了老错误。
他们党同伐异，贬斥异己，一方面获得一片喝彩声，另一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官愤、民愤。
有人担心他们做得太过分会引起反弹，而反弹果然很快就开始了。
实际上，东林党引发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像东汉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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