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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向其追本溯源，我们便会看到一种悠久的政治智慧。
春秋年间，郑国子产主政，铸刑法于鼎，叔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自己的失望，其中提到“国将亡，必多制”
，也就是说，越是国家将亡的时候，越是法令滋彰。
子产回信说：以我的才能，考虑不到子孙后代的长治久安，只能挽救目前罢了。
（《左传·昭公六年》）
今天讲法制史的人一般都会推崇子产的做法，而把叔向当成反动的保守势力，但古人不都这么看，司马光就很欣赏“国将亡，必多制”
这句话。
这倒颇合黄老治术之旨，若用庄子的话说，没有了弓弩毕弋机变，钩饵罔罟罾笱，天下当然会太平多了。
而那些繁文缛节的法令，难道不正是弓弩毕弋机变吗？
另外，庄子甚而还在这里触及了一个相当后现代的问题，即知识到底是不是中性的，是不是与价值无涉的？在我们的常识里，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但它本身仅仅是一件工具。
如果你被这把剑刺伤了，你不会怨恨这把剑本身，而会去怨恨使用这把剑的剑客。
（这恰好涉及庄子的另一个主张，即要人做剑而不是做剑客，这一点留待下文再做讨论。
）
但问题是，知识必须经由人才能被体现出来，而既然是经由人的体现，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立场。
宋人掌握了制造神臂弓的知识，辽和西夏就会相当苦恼；事情如果反过来，辽人掌握了制造神臂弓的知识，大感苦恼的就该是宋人了。
无论是技术知识还是人文知识，一经降生，就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人的立场，打上了人的烙印。
在庄子的时代里，秦国掌握了高级的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比起具体的技术知识来，这项人文知识才是它真正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无上利器。
知识会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掌握了高级知识的人会对那些没有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形成越来越强大的控制力量，此即培根的名言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
在初民时代乃至其后，反抗暴政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王夫之评论历史上的弭盗政策，说我国的老百姓，对地方官小有不满就会起兵造反，打胜了就称帝称王，打败了就卑辞行贿以图封赏，无论胜败都有好处。
南宋有民谚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而且反造得越大，招安时得的官爵便越高。
（《读通鉴论》卷八）
王夫之显然不赞成温和的招抚政策，并道出了一种与我们的常识相反的百姓面目。
无论如何，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知识确实是与造反难度成反比的，民众自发地反抗面对的将是高度组织化的官僚系统和拥有精良装备以及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军事组织，遑论强大的宣传手段会使百姓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被奴役与盘剥的状态，从而自觉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维护他们对自己的奴役与盘剥。
只有庄子这样爱读书、爱思考，并且冷眼旁观的人才会痛心地觉察到那些看上去是教人学好的知识也被权贵们当作钳制天下人心的优雅的刑具了。
似乎在庄子看来，永远是最有权力的人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而无论何种知识（无论是教人好的还是教人坏的）到了他们手里，都无一例外地变成同一种东西，即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
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下去：如果权力结构不变，那么知识越发达，对老百姓就越是不利。
与其如此，不如弃知，于是就有了《庄子》最有名的一段话：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
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庄子·外篇·胠箧》）
大意是说，只要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消失。
借助圣人本是为了治理天下，却反而是大盗得益最多。
制造斗斛来量，却连斗斛也窃取了；制造权衡来称，却连权衡也窃取了；制造印章来取信，却连印章也窃取了；推行仁义来矫正社会，却连仁义也窃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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