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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墨之子’和‘洛诵之孙’是《庄子·内篇·大宗师》里边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诵指诵读，大意是说‘道’的传授经过了很多个层次的信息减损，最后有人吟咏诵读之，又有人把吟咏诵读的内容笔之于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距离真正的那个‘道’已经很远很远了。
王先谦这里部分地只从字面意义来使用这两个比喻之辞，《庄子》原文里的洛诵之孙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
王先谦就这样感时伤世了一番，把庄子狠狠地讥讽了一通，把郭庆藩这部新书的价值温和地贬低了一下，然后全文结束，落款是：“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十二月，长沙愚弟王先谦谨撰。”
——只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就能够从这个落款当中一下子看到问题，不错，“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
，这就是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
王先谦序言开头所谓的“东夷之乱”
，说的就是日本发动的一连串的战争。
觉察了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谦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在光绪二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这世界确实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剧变，就连两千年来绵延传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都要为之动摇了。
人心自然会敏感起来，甚至过度地敏感起来，若非如此的话，任何一个思虑正常的人恐怕都很难从邹衍、惠施那些汗漫之言里联想到一幅真实的世界地图，更不可能从倏与忽为混沌开凿七窍的那个著名的寓言里联想到大清帝国正在列强的觊觎之下饱经忧患。
倏与忽的故事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是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常到混沌的地盘做客，混沌待他们很好，于是倏与忽很想报答混沌，商量道：“每个人都有七窍，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七窍，我们帮他把七窍凿出来吧。”
商议已定，倏和忽很有计划地每天为混沌开凿出七窍中的一窍，谁知待七窍开凿完毕，混沌却也死了。
显而易见，这则寓言原本是庄子为了阐释虚静恬淡、无为而治的道理而设计出来的，就连下愚之人也很难生出什么歧见，[2]而王先谦一代学术宗师，却偏偏从中看到了光绪年间的世界格局。
而正是在这样动**的时局之下，王先谦几乎无法让自己再去关注那些围绕着庄子的所谓学术问题，他的心思已经完全聚焦在实用价值之上了。
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但事情正如释迦牟尼那个著名的箭喻一样：当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情当然应该是保命，而不是去费心调查射箭之人的种族、身份、姓名、肤色以及他那张弓的各个部件的材质与制作方式。
（《佛说箭喻经》）所以，在这篇序言当中，王先谦反复向庄子追问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办”
（原文是“使庄子见之，奈何”
，“而庄子奈何”
）。
尤其在儒家传统里，学术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么办”
的学问都是没有价值的学问。
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学也要讲求实用，更何况偌大的一个帝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时候。
王先谦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个政治难题丢给庄子，毫不客气地逼问他“你说该怎么办”
，然后摆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势：你看看，你还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但王先谦唯独忘了问问自己：你们治儒家“十三经”
的难道就知道该怎么办吗？
2
略有几分反讽的是，在郭庆藩的新书问世之后，时移世易，同一家书局，即长沙思贤书局又刊印了一部《庄子集解》，书名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只有一字之差，内容也和郭书属于同一个类型，只是篇幅略微单薄一些。
思贤书局的出版物向来以校刊精良著称，是日后的藏书家们最爱搜集的版本之一。
思贤书局的名字取自旁边的思贤讲社——早在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因为受人构陷，告病回乡，在长沙曾国藩祠堂的西侧创立讲社，题额“思贤”
，及至光绪十六年（1890），即甲午战争的四年之前，郭嵩焘延请王先谦主持讲社，后者便在讲社旁边创办了思贤书局。
很快地，在学术泰斗兼资深出版人王先谦的主持下，思贤书局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官营书局之一。
了解过这个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这部《庄子集解》就是王先谦的书局出版的，事情还不仅如此，看看书的作者，赫然就是王先谦本人。
我们不由得要问：他这是怎么了？
这样一部书，想来王先谦自己既不可能去写，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统管的书局去出。
单从后者的角度来讲，王先谦搞书局并不是市场导向型的，他有一个很宏伟的志向，就是把历朝的圣谕圣训、典章制度、御制诗文广为刊发，也好扭转这早已经败坏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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