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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还把歌词记录下来，教我背诵和默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她还给我讲戚继光抗击倭寇和甲午海战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
1937年冬天，二舅把我们送到了天津的英租界，这是逃离沦陷区的第一步。
不久，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过青岛、上海、厦门、汕头、到达香港。
一路上妈妈很兴奋，叫我给别的乘客唱《义勇军进行曲》。
每到一地，她都带我上岸去看看，给我讲这些城市和省份的特产，结论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不会亡！”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地理课，印象极深，而且养成习惯，在逃难的过程中，父母常常结合当地的情形讲历史地理故事，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真是没齿不忘啊。
在香港，我们举目无亲。
妈妈那年只有29岁，带着两个幼儿，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坚持教我学习二年级的功课。
待我和弟弟上床以后，她还要写几封信，寄给内地的亲友，到处托人寻找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此时已参加抗日工作，在张治中将军任校长的一所抗日干部学校当教育课长。
他终于赶来香港，刚把我们接到广州，就遇上了大轰炸。
我们住在爱群旅馆（现在的人民大厦），这座13层的楼房是当年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由于悬挂美国星条旗，日寇的飞机不敢炸它。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轰炸的惨相：敌机飞得很矮，在市区肆无忌惮地轮番投弹，民房起火，浓烟蔽日，许多百姓扶老携幼，跑到爱群旅馆的四周躲避。
爸爸说：“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关枪也没有，敌机就更猖狂啦！”
我们赶紧逃离广州，来到父亲供职的长沙。
后来听大人们说，就在1938年冬天，武汉、广州相继失守。
因而长沙一度成为抗战的中心城市。
我染上了肺结核病，被送进湘雅医院，男女医生都是美国人，会说中国话，待我很好。
他们同情中国，说：“日本鬼子是法西斯，妄想吞并中国，好比蛇吞象！”
因此，我从小就对美国医生怀有好感。
病还没好，就赶上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
。
若干年后，我长大了，才知道是国民党官员惊慌失措，岳阳失守，日军过了新樯河，误传过了捞刀河——此河就在长沙郊外，三国时期，关公大战黄忠，青龙偃月刀掉入河里，周仓曾经下河捞刀，因而得名——便下令在城内四处放火，把这座古城烧毁了十之七八！
当时，父母仓皇地把我接出医院，没有回家，就沿着湘江岸边往城外逃难，回头一看，大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把滚滚的湘江水都染成了血红颜色。
这次又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到了桂林。
父亲公职在身，随学校撤退到湘西山区去了。
桂林是当时的文化名城，很多爱国的文化名人，大体上都是沿着平津——武汉——长沙，或京沪——香港——广州，这样的两条线路汇集到桂林来。
“桂林山水甲天下”
，可惜，那清澈的漓江，奇丽的峰林，沿江的凤尾竹，鲜艳的夹竹桃，在难民的眼睛里并不好看。
敌机常来空袭，我们天天跑警报，躲进七星岩的山洞里。
这个溶洞很大，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几千位中外游客。
当年这个洞里常常躲进一两万难民，灯光昏暗，空气污浊，席地而坐，拥挤不堪，还有病人和死尸从我们头上抬出去。
那些千姿百态的石花、石笋、钟乳石，在我们眼里恰似死难同胞的嶙峋白骨。
在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桂林城里住不下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搬到郊外阳朔，投靠早一些逃到这里来的五姨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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