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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校规很严，我们做学生的懒得过去给校长和教师们鞠躬、问好，只是站在高处看看而已。
不过，上行下效，天黑以后，我们三五个同学带着吃饭时多拿的馒头，也到鱼池边来假装散步，把馒头捏成圆球，挂在麻线拴着的铁钩上，不用渔竿，也不用浮漂，扔进鱼池里去就行。
这些傻鱼根本不怕人，而且个头儿不小，一口就能把球饵吞下，拽着就跑……如此这般，我们很快就能拽上几条两三斤的大鱼来，用上衣一裹，溜出校门，交给小酒馆的老板娘，什么话都不用说，便像哑巴一样坐到桌边等着吃鱼了——此中也有默契，谁都知道我们是穷学生（可不像今天北京的学生这么有钱，有派），也知道这些鱼来路不正，所以毋须捅破这层窗户纸，那聪明的老板娘只向我们笑一下，把鱼拿进厨房，留下一半抵酒钱，另一半烧熟了端上桌来给我们吃，同时每人一碗糯米甜酒，大米饭管够儿。
四川人烧的豆瓣鱼真好吃啊，再添点“贼性味儿”
，吃得我面红耳赤，唇齿留香，终身难忘。
我们几个半大小子，酒足饭饱肚儿圆，拍屁股就走，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更不必付钱啦，只听老板娘在背后嗲声嗲气儿地叫道：“再来呦！”
那声调比糯米酒还甜。
钓鱼则是近几年的嗜好，年轻时性子急，不能钓鱼。
北京作家当中最早迷上钓鱼的大概数郑万隆了，5年前他参加钓鱼比赛获第一名，赫然见报，树立了威名，便带头成立“名人钓鱼俱乐部”
，自任领导。
其实，那次比赛他只钓到一条鱼，别人则没“开竿”
，矬子里拔将军。
“宁滥毋缺”
，得了第一，所以至今他对此事讳莫如深。
郑万隆的徒弟不少，其中有个陈建功，自称是我的师傅，却是“猫儿不教老虎上树”
，关键之处留一手，譬如给我拴个大死铅坠儿，10斤以下的鱼儿休想拽得动，让我的海竿两年不上鱼。
另一位是母国政，技术最差，运气最佳，在乃师郑万隆主持的名人垂钓比赛中居然钓起一条17斤的大鲤鱼来，荣获第一，从此傲视一切，自己的两个眼珠渐渐上移，由额头而至脑瓜顶上，看不起渔友不要紧，再钓鱼时两眼望天，连鱼漂儿都不看，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个刘恒，情况与母国政相反，初钓鱼时神不守舍，东张西望，不可救药；幸亏有一回瞎猫撞见死耗子，接连钓到几条鱼，信心倍增，成为后起之秀，在三百人的钓鱼比赛中能得第5名。
什么是作家？就是整天坐在家里爬格子、打电脑的苦行僧。
一旦得到个外出垂钓的机会，就像牢笼里的犯人放风一样高兴！
头天晚上便拴钩、制饵、整备渔具，第二天凌晨出发，来至鱼塘边，选好钓位，连一分钟都舍不得耽误，挂饵出竿，聚精会神，渐入佳境：绿树碧水，空气新鲜，眼盯鱼漂儿，意守丹田，如练气功，益寿延年，忘却烦恼，乐比神仙。
此中也有奥秘。
近几年，人们的物质生活肯定是提高了，就说北京吧，可供垂钓的乐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少说也有几百处。
有些是养鱼塘，有些高级的，干脆从外地把鱼买来，放入塘里专门供人垂钓。
钓上来的鱼，过秤收钱，比菜市场卖的活鱼还贵。
都是什么人来钓这种贵鱼呢？款爷、款姐，明星、名流，离休的老干部和没离休的大干部。
总之是有钱、有名、有权之人。
我辈作家并不在此行列之中，偶尔混迹于此，全靠“钓鱼笔会”
。
前些年，报纸杂志、出版社、影视单位组稿，召开“饮宴笔会”
、“旅游笔会”
，现在作家们肚里不缺油水，黄山、庐山也爬过了，惟有钓鱼的吸引力最大，而且省钱，这“钓鱼笔会”
便时髦起来。
当然啦，谁也不会用笔钓鱼。
而是钓一次不花钱的鱼，就得给人家乖乖地写一篇稿。
假如有朝一日，作家们的经济收入能够达到自费钓鱼的水平，想玩就能出来钓一回鱼，又不欠“文债”
，那该多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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