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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讲“仁者爱人”
，可是汪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儒家的空谈。”
而所谓烧死在“保生女粥厂”
的人，全是逃难到天津城的乡下妇人儿童。
她们未能死于散落的荒灾，而死在集中的火灾，有可能死于集体谋杀。
而元凶是谁？仍是阙疑。
只有天知，地知。
只有人不知——慈禧不会知道这一惨案。
为什么呢？报喜不报忧是地方官场的通病。
封锁恶性事故、恶性事件，更是他们以图取“政绩”
的惯行手法。
李鸿章也不例外。
如雷颐在《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有段记叙：1896年春，因甲午战败而免职下野的他，被慈禧作为专使，派往俄国祝贺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因组织不当，导致莫斯科霍雷登广场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两千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史称“霍登惨案”
。
当李鸿章见到时任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时，李问他“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答：“此事已呈报皇上。”
李氏听后竟连连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
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
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对此，维特后来回忆说：“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天津，是当时清国最西化的现代化城市，是洋务运动受惠最显著的城市，连美国总统胡佛此前也在这里做过打工仔。
中国许多第一，如电报、如海军、如轮船招商局、如铁路和开平煤矿等。
但李鸿章建铁路的目的是为了产煤、运煤，以解决需要煤用量越来越大的天津机器局。
当时天津的煤炭市场，以用日本产的煤为主。
但建铁路已有前车之鉴：
1876年7月，由（上海）英商怡和洋行吴凇铁路公司建的由市内到吴淞口的铁路通车，但好景不长，同年8月3日火车行驶中压死一人。
沿途居民认为破坏风水，危害沿线百姓利益，强烈反对，阻止行驶。
清政府被迫于10月24日以高于营造价数倍的二十八点五万两规银买断，次年8月收回铁路，旋即拆毁，福建巡抚兼台湾学政丁日昌将铁轨和车辆一并运行至台湾，拟铺设一条从台南至台北的铁路……（见叶又红主编：《海上旧闻》）另一说，慈禧获悉后，大为震怒，认为“这大好的江山放上这两条长长的铁轨，成什么体统？岂不是破坏大清王朝的风水！”
因而被拆掉。
但李鸿章执意要干，背着慈禧，自己不出面，阴使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全权负责。
因此，李鸿章没在这方面掉脑袋。
但他所做的“崇洋媚外”
的努力一败涂地，尤其是他精心培训的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
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给他自己带来精神重创，也使得政府威望一落千丈。
他成了头号“卖国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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