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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废除科举意味动摇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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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是清帝国相当重要的一年。
一方面是，民间反政府组织出现了三个会党联合推翻满清帝制的同盟会组织，而政府却出台了一个动摇自家国本的重大举措，即“废科举”
。
过去，科举制对新式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一些洋务派人物和维新人士对此也多有抨击，但还没有哪一个人敢斗胆正式地提出废除科举。
可是，科举制度像一只破鞋一样，终于被慈禧太后扔到了街上。
反对扔掉的人虽然很多，不少人想捡回来，却又不敢去捡——张之洞放话：“如再有请复科举者，从重严惩！”
于是全体国民几乎失语。
因为张之洞掌握了话语权，没人敢再公开表示，只能贴耳私语。
只有辜鸿铭还敢说几句，他是新学的反对者。
他觉得这些讲新学的人“像《圣经》里说的：如瞎子引导瘸子。
孟子以其无可辩驳的方式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这些人指引这种治国之术的‘新学’的滑稽之处在于，这些有教养的人，还包括他们当中的精英，这些帝国中的精神贵族，提供的不单单是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坚守着他们的‘新学’，坚定不移。
在我看来，只有1900年的义和团的疯狂才能与新学的精神错乱相提并论，新学提出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如同当今人们在中国看到穿着欧洲人衣服的中国人一样。”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认为：张之洞所要的教育体制和“目前欧洲现代半教育制度的一般产品——实际上乃是魔鬼化身。
魔鬼最显著的特性，正如我们从弥尔顿那里所得知的，其积极面表现为：高傲、狂妄、自负、野心勃勃、放肆、不服管制，根本不承认和敬畏道德法则或别的什么东西。
所有这些特性，你们都可以在不完善的现代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强悍的性情粗暴者的话。
魔鬼本性中的消极面则表现为：卑鄙、无情、嫉妒、猜疑以及对人、人的本性和动机乃至通常一般事物的悲观主义。
所有这些特性，你们同样可以在现代不完善的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性情软弱的话。”
在同一话题里，他还鄙视在张之洞他们提倡新学背后给力最足的张謇，认为“新的体制培养出来的或钟情于‘新体制’的有知识的人——像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荣膺过‘状元’头衔仍现任农贸部长张謇，他现在也是新体制的重要支持者——对文化却已完全丧失了热情，只是对铁道、采煤、探油、兑换业务，即只是对那些带来现钞的东西怀有巨大兴趣。”
“至于中国的文人学士，参加科举考试须得殚精竭虑，其知识能力确实仍能得到锻炼。”
然而，反对新学，维护科举的声音已经像是微弱的煤油灯。
或许，因为科举闹过不少悲剧，或许，“科举实在累人。
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余秋雨语）。”
其实，这话也不是余秋雨那样所说的。
早在1901年，慈禧太后受到八国联军的惊吓，准备实行新政，要朝廷大臣和各省督抚提出改革意见。
湖广总督张之洞“闻鸡起舞”
，急忙写下《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还拉上老搭档两江总督刘坤（1830—1902，湖南新宁人，历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签名敬呈。
奏折上讲到为了“保卫国家达成盛治，没有人才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他提出了有关新学的四条意见：
1．设立文武学堂；
2．酌改科举中的文科；
3．废止科举中的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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