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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机械决定谁好，谁坏，要看到人是会变的，正如任公（李济深）所说《，组织路线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任务，我看当前策反上作还是重要的。”
在王昆仑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李济深主席的意见得以顺利地通过，并付之实施。
在和平解放云南、四川等省的过程中，尤其是西北新疆等省的解放，民革的同志——其中张治中、屈武等同志是立下了特殊的功勋的。
自然，王昆仑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关系，为祖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王昆仑于“民革”
二届全会上当选为常委，并兼任宣传部部长。
会后，他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协助民革主席李济深等组织各级成员“认真学习共同纲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团结，同时，推动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明确方向，为安定社会秩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接着，民革动员成员先后投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接受锻炼和教育。”
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在这历史时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正当王昆仑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时，出他所料的是，他的党籍问题又成了他后半生的一大心病。
诚如前文所述卢涛同志介绍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奉命调离南京，由王世英、曹亮等同志接手和王联系，并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工作不久，海中央局被敌人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人被捕叛变，王世英、曹亮等同志相继撤离，从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在长征中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6年4月底，冯雪峰奉命潜回南京和上海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由于王昆仑在国民党中官居要职，他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属于高度机密，就是李竹声这样地位的人也不掌握他的确切情况。
因此，上海地下党数度遭敌破坏，都不曾危及到他的安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王世英、曹亮等同志撤离之后，像冯雪峰等人和他只有工作关系，并无组织关系。
换句话说，抗战前夕恢复的上海地下党组织没有和他重新建立组织联系，从组织关系上说，王昆仑在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继续为党工作，但实质上脱离了党的组织。
可悲的是，王昆仑却认为自己为党工作，就等于续上了组织关系。
抗战爆发前后，王昆仑知道了上述内情之后，遂通过有关人士向党组织提出：重新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
但是这时他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未和党发生组织关系了，像他这样身份的秘密党员，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并报请相当一级的领导批准才可生效。
因此，在那种动乱的历史时期就拖了下来，但并未影响他继续为党工作。
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这时王昆仑的情绪是比较低沉的。
1938年，王昆仑自徐州前线返回武汉以后，他见到了钱俊瑞同志，再次谈起了他的党籍问题，并请钱向周恩来同志反映，希望尽快解决。
钱俊瑞同志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王昆仑的请求，周恩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以及王昆仑的特殊地位，做了如下答复：请转告昆仑，他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为了便于工作，同时也为了他自身的安全，暂不恢复为好。
这个问题，将来是一定要解决的。
（大意）
王昆仑虽然心里不通，但又认为周恩来想得周全——况且周恩来有言在先；将来是一定要解决的，故未再申诉。
事后，无论是长江局还是南方局，都未把王昆仑当作一般的爱国人士对待，而且和他保持直接关系的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以及分管这方面工作的王炳南等同志，因此他认为自己恢复组织仅仅是个时间和环境的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王昆仑和蒋介石的矛盾表面化，其处境越来越艰险，就更没有可能向党提出恢复组织问题。
但是，在这期间，不仅是王昆仑认为自己仅仅是尚未恢复的共产党人，而且周恩来和董必武也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志使用和爱护。
就说他的女儿陪他去美国的经费，也是地下党组织提供的。
王昆仑偕女儿安抵美国之后，负责和他联系的是地下党员唐明照。
就说王昆仑回国吧，也是由唐明照同志转达的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
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的一批会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昆仑认为是到了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的时候了，遂向组织部安子文同志做了汇报。
安虽然是组织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但因此事关系重大，加之同时提出的还有左恭、曹孟君、胡济邦等人，故答说等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归来之后再做答复。
不久，周总理陪同毛主席访苏回到了北京，安子文如实地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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