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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沪逗留期间，曾经会见了宋庆龄女士以及未被捕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杭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
这对宁、沪两地的救国运动的幵展，无疑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王昆仑是何等地想见周恩来同志哬！
但是，他的地位和身份不允许他赴沪拜见，终引为憾事！
从这时起，他经常黯然自问：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公呢？……”
也就是在周恩来数度往返陕北、上海、庐山、上海、陕北期间，王昆仑由潘汉年等处获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非常关心宁、沪两地“九君子”
被捕事件。
除去公开通电声明营救而外，还在7月3日联名致电潘汉年，要潘赶在国民政府复审上海“七君子”
案之前，迅速和其家属、律师取得联系，并设法与陈氏兄弟属下的调解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刑期释放则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对此，王昆仑是感慨良多的！
同时，他认为曹孟君等人获释大有希望！
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
在北平爆发了！
日本的枪炮惊醒了中华民族那颗不做亡国奴的心；将士的鲜血擦亮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眼睛，只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中国才不会亡于日本之手。
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下午5时释放关在苏州的“七君子”
。
但是，令王昆仑愤慨的是，蒋介石拒不释放关在南京的曹孟君和孙晓村。
王昆仑一气之下东下上海，经和潘汉年协商，亲自陪同沈钧儒等人西来南京营救，对此，沙千里同志回忆道：“直至后来沈老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作了坚决斗争，始获释放。
我们虽然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他们迟了半月才获自由，他们的监狱生活更为艰苦。”
曹孟君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算好，历经近九个月的铁窗之苦，她的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
王昆仑希望她能到无锡老家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上海“八一三”
的炮声使她不能休息，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大潮中去了！
在这期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乘云南王龙云的专机飞抵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
也就是在暂时休会期间，王昆仑在潘汉年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
周恩来和王昆仑虽然同是“五四运动”
的亲历者，但因在京津两地而未曾谋面；王昆仑虽然曾是周恩来弟弟的老师，但那时的周恩来尚在欧洲勤工俭学，自然也不相识。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周恩来不知王昆仑的名字。
远在1925年夏天，邓颖超南下广州，定会向周恩来谈到王昆仑的名字，至于王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之后，周恩来当然会知其大名了！
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周恩来业已进入中央苏区，但越年退入苏区的潘汉年一定会向周恩来报告王昆仑入党之事。
因而说他们二人虽初次谋面，却神交久矣！
至于这次相见的经过和谈话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
在王昆仑的晚年，他只回忆说：
“总理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二：一是要我做孙科等人的工作；再是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总理下边。
从此以后，我就是在总理亲自领导下，从事国民党的上层工作这次会见，对王昆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他从现在开始，就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已的历史责任是：在周公的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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