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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淸早赶到北京饭店至前门火车站的街道两旁，恭敬地迎接孙中山先生的到来。
王昆仑因在孙中山先生的下榻处——铁狮子胡同五号任工作人员而未能到火车站躬身拜迎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
多年之后，他还怀着怆然的心情写道：“孙中山先生为南北统一问题带病北上，到北京后住在铁狮子胡同五号，组织了临时办公室，我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正因为王昆仑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之朝夕相伴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先生。
也正因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亲自目睹了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国民党右派元老在中山先生行将仙逝前的权力之争。
同时，他还亲自经历了围绕着孙中山先生立遗嘱所展开的权力角逐。
由于他当时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右派元老一边，他难以理解孙中山先生最后说的这句话：
“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孙中山先生终于走完了天下为公的革命之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立继位者——或日接班人的领袖，因为他清楚历代君王的继承人无一是真正完成未竟事业的。
同时，他还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生前选定接班人之举不仅是自私的，而且也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全国人民一进而证明领袖比人民高明，这违背了他革命的初衷天下为公。
对此，想当孙中山先生继承人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怨忧不已；而想改变孙中山先生革命方向的右派则愤恨孙中山先生立下的所谓左倾政治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而王昆仑则担心：国民党会因此而争权，并重蹈历史上同室操戈的悲剧。
同时，他看到了人民是何等地热爱自己的领袖。
而反对派又是何等地惧怕孙中山先生。
多年之后，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孙中山先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
北京各界人民不顾北洋军阀的神种压制，卷行了隆重的治丧活动，这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次大示威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总检阅……自封为执政的段祺瑞借口腿病不来，派国务总理代表行礼，他慑于群众的浩大声势，草萆行礼后就溜走了。
也就是在中山先生遗体停在中央园（即今中山公园）内，任人瞻仰的期间，他见到了邓颖超。
对此，邓大姐写下了这次相见的情形：“一九二五年，在中山公园，那时他带着两个妹妹：王素、王枫，还有他的恋人范映霞——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邓大姐此次北来一是代表天津妇女界前来参加孙中山先生力倡的国民会议，再是看望她和周恩来之间的热诚的“红娘”
——王昆仑在北大的同学、中共建党初期的优秀党员、时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的高君宇同志。
但遗憾的是，高君宇同志因病先于孙中山先生一个多星期去世了！
当时，由于国家四分五裂，不可能为一代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举行隆重的国葬，遂决定中山先生的灵柩暂厝香山碧云寺，以待全国统一后再国葬。
王昆仑怀着极大的悲痛，“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王素、王枫，头一天就从西直门出城，车到香山宋氏别墅歌足。”
十分凑巧，两年前在此养病期间相识的好友——“陈毅同志和中法大学的一部分同学也都在那里，第二天一早赶往碧云寺迎灵”
这时的王昆仑和陈毅同志的革命志向可谓是南辕北辙，但他们之间的私谊弥笃，并和金满城三人戏称“三剑客”
。
王昆仑沉浸在领袖仙逝的极大的悲恸中！
加之，他在丧礼过程中多次见到自己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一一右派元老张继等，必然受其政治影响。
换言之，更加担心国民党的革命宗旨改变——成为苏俄和中共的工具。
因此，他对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
但是，他和右派还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深信孙夫人是未来国民党的希望。
请看他写的这段文字：
丧礼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见到宋庆龄同志，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脸二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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